生意果然清淡。东台路上老店林立，我们这新铺面又小又偏，一连几天都无人问津。耗子起初还干劲十足，每天早早开门，坐在门口吆喝，奈何他一口甘普，人家上海本地人根本听不懂，反而引来不少怪异的目光。后来他也泄了气，开始学着隔壁店铺伙计的样子，拎着个破茶壶，整天在门口晃悠。
水生话少，就默默地守着店铺，擦拭那些卖不出去的瓶瓶罐罐，或者拿着赵老六的药方，对着街上的中药房发呆。他的身体在慢慢恢复，但重活是肯定干不了了，肺部落下的病根，让他有时会忍不住低声咳嗽。
我则发挥我的“老本行”，一头扎进了上海图书馆。既然决定吃这碗饭，就不能总靠撞大运。我系统性地查阅江南地区，特别是明清以来的瓷器、木器、书画门类的资料，弥补自身在“流传有序”文物知识上的短板。那些发黄的旧书和档案，让我暂时从江湖的腥风血雨中脱离出来，找到了几分熟悉的学院气息。
转机发生在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一个穿着朴素、胳膊上戴着套袖的老太太，挎着个菜篮子，在我们店门口犹豫了半天，最后怯生生地走进来，从篮子里拿出一个沾着米粒的青花碗。
“同志，格个碗……你们收吗？”老太太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屋里厢汰碗，觉着格个样式老，占地方。”
那碗看起来普普通通，白底青花，画着缠枝莲纹，碗沿还有个小豁口，里面甚至还有没倒干净的米粒。耗子瞥了一眼，就没了兴趣，挥挥手想打发走。
我却心里一动。让老太太把碗放在柜台上，拿出放大镜，仔细看了起来。胎质细腻，青花发色沉稳，特别是那缠枝莲的画法，笔意流畅，带着明末民窑特有的那种随意和不羁。碗底的沾圈和磨损痕迹自然，绝不是做旧能仿出来的。
“阿婆，格个碗侬想卖几钿？”我学着用生硬的上海话问。
老太太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真会问价，犹豫着伸出两根手指：“二……二十块，行吗？我想买点毛线。”
耗子在旁边直拽我衣角，意思是这破碗五块钱都不值。
我没理他，对老太太笑了笑：“阿婆，格个碗是老物件，不止二十块。我给您五十块，您看行不行？”
老太太惊呆了，连连摆手：“勿要嘎多，勿要嘎多，二十块就好，二十块就好！”
最后，我硬是塞给了她五十块钱。老太太千恩万谢地走了，边走边嘀咕：“碰到好人了，碰到好人了……”
耗子等老太太走远，立刻跳了起来：“教授！你疯啦？五十块买这么个破碗？这够咱们吃多少顿大餐！”
水生也疑惑地看着我。
我没解释，小心地把碗清理干净，特别是那个小豁口，用细砂纸轻轻打磨了一下，不至于划手。然后把它单独放在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下面垫了块红丝绒布。
第二天，一个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在店门口驻足，目光一下子就被那个碗吸引住了。他走进来，拿起碗仔细端详了半晌，又掏出随身带的强光手电照了照胎底。
“老板，格个碗什么价钱？”他抬头问我，语气沉稳。
“一千二。”我报了个价。这是我结合市场行情估算的大致价格。
中年男子眉头都没皱一下，只是又看了看碗，然后干脆利落地说：“一千块，我现在就要。”
耗子在旁边听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使劲掐自己大腿。
我故作沉吟片刻，点了点头：“成交。”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等那中年男子拿着碗心满意足地离开，耗子一把抢过我手里那十张百元大钞，翻来覆去地看，声音都变了调：“我……我滴个亲娘哎！五十块变一千块？教授，你……你这是点石成金啊！”
就连一直没什么表情的水生，嘴角也微微动了一下。
我把五百块收起来作为本金，另外五百块递给耗子：“拿去，改善伙食！剩下的，算是咱们‘三川阁’开张的第一笔利润！”
这件事，像一剂强心针，让我们仨低迷的士气为之一振。它证明了我的眼光和知识在这行当里确实有用武之地，也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上海滩立足的希望。
耗子的积极性被彻底调动起来，他开始有意识地跟周边店铺的伙计、还有那些背着包、专门跑乡下收货的“铲子”们套近乎，递根烟，吹吹牛，慢慢也建立起一些初步的信息网络。虽然得到的多是些边角料的消息，但总算不再是睁眼瞎。
“三川阁”依旧简陋，生意也远称不上兴隆。但在这陌生的城市里，我们这三个来自川江的异乡人，总算磕磕绊绊地，扎下了一点点微弱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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