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在成都北边一个老工业区转了不知道多少个弯，最后在一片跟鬼城似的废弃厂区前慢了下来。锈得快散架的厂门大开着，里面杂草长得比人都高，几栋苏式厂房黑黢黢地趴着，窗户都没几扇完整的。
车子没往厂房开，而是沿着一条快被野草埋了的内部路，七拐八绕，最后停在一个带着高大围墙的独立院子前。院墙斑驳，爬满了枯死的藤蔓，两扇厚重的铁门关着，上面挂着一把拳头大的将军锁。
一个手下提前跳下车，利索地开了锁，用力推开铁门，发出沉闷的“吱呀”声。
好家伙，这里面别有洞天。
院子不小，地面用水泥硬化过，扫得干干净净。正面是一排带着走廊的平房，看着像以前的厂办或者仓库，足足有十几间。窗户都新换了铝合金的，拉着厚实的窗帘。角落里堆着些用防水布盖着的物资，摞得整整齐齐。最扎眼的是院子一角立着的大柴油发电机，粗黑的电缆像蟒蛇一样爬进各个房间。
“都利索点！”赵老六低喝一声。
车上的人迅速行动。林念郞被两个人从后座架出来，他那只断手腕子已经被队医用夹板和绷带临时固定住，人还昏着，脑袋耷拉着。刀疤脸和他那几个手下也被推搡下来，一个个垂头丧气。
我被阿燕扶着下了车，腿还是有点软。这一路颠簸，脖子上的伤一跳一跳地疼，身上那身破烂衣服被汗水和血污沤得，自己闻着都嫌膈应。
“小陈，这边。”赵老六指了指走廊尽头那间房，“你先歇着。”
我走进那间屋，比我想象的好。一张单人铁架床，铺着干净的军绿色褥子，一张旧书桌，一把椅子，墙角甚至还有个脸盆架，上面放着崭新的毛巾和没拆封的肥皂。屋里没窗户，屋顶吊着个灯泡，发出昏黄的光。这条件，比上海我那小店二楼的卧室不差，可感觉像高级囚房。
王建设把装备往隔壁屋一扔，扯着脖子就喊：“日他先人板板！总算到地方了！六爷，搞点热乎饭吃嘛，压缩饼干老子吃得肠子都打结了！”
赵老六没好气地骂回来：“吃吃吃，就知道吃！这地方是让你来享受的？滚屋里待着去”
王建设缩缩脖子，不敢再嚷，捂着胳膊呲牙咧嘴地钻进自己那屋。
阿燕没进屋，就靠在走廊的柱子上，抱着胳膊，眼神空茫地看着院子里忙碌的人，像尊没有表情的雕像。
黄海没管我们咋安排，他亲自提着那个要命的铅盒，走到中间一个看起来最结实的房间门口。那门是加厚的铁皮门，装着转盘密码锁。他快速拨弄了几下，打开门，把铅盒放进去，又“哐当”一声锁上。两个手下立刻一左一右站在门口，像两尊门神。
林念郞被抬进了最靠里、墙壁明显加厚过的一间，队医提着药箱跟了进去。老安他们几个，则被分别关进了几间窗户上焊着铁条的空屋子，外面落了锁。
这阵仗，这排场，黄海在成都的根比我想的深多了。
没过多久，有人给我送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方便面，里面还卧了个荷包蛋。我也顾不上那么多，稀里呼噜吃完，身上总算有了点热乎气。疲惫感像山一样压下来，我倒在床上，骨头缝里都透着酸疼，可脑子却异常清醒，黄海那句“陈默没你想的那么重要”像复读机一样在耳边循环。
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久，被一阵压低的说话声吵醒。我竖起耳朵，是那个队医在跟黄海汇报。
“老板，那日本人情况不稳定，高烧说胡话，翻来覆去就是‘眼睛…眼睛要睁开了…’，还有‘必须回去…’。”
“记下来。”黄海的声音很冷。
“明白。”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隔壁有关门声。悄悄把门拉开一条缝，看见刀疤脸老安被带到了黄海那间屋。门没关严，声音断断续续飘出来。
黄海好像在递烟：“…老安，伺候你那大老板不容易吧？这回跟鬼子搅和到一起…迟早吃大亏…”
老安没吭声。
“…话说到这儿…看你大老板舍得拿啥来换…老老实实等着…瞎捣乱，规矩你懂…”
沉默了很久，我听到老安重重“嗯”了一声，然后就被带走了。
我这口气还没喘匀，黄海就溜达过来了，敲了敲我开着的门：“陈老弟，屋里闷，院里走走？”
我能说啥？只好跟着他走到院子中间。柴油发电机在角落里单调地响着，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柴油味和夜露的潮湿气。
“瞅见没，”黄海环视着这个被高墙围起来的院子，“池子就这么大，可他妈是个王八都想进来扑腾两下。”
我没接话，心里琢磨他这话指的是林念郞，还是别的。
“林念郞不是单蹦一个，”他踢了踢脚边一颗小石子，“他背后有线，而且，这线可能比你想的长的多。”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
“所以啊，”他话锋一转，又绕回来了，“单打独斗，守不住财。得抱团，得找棵大树。”他看着我，眼神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不真切，“陈老弟是聪明人，有些路，走上去，就回不了头了，不如选条宽敞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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