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订了最早一班清晨六点回程的大巴车票。飞机和火车都需要身份验证，相对容易被追踪，长途大巴混杂，更不容易被盯上。
剩下的几个小时，我坐在房间的椅子上，开着灯，手里握着那把瑞士军刀，警惕地听着门外的任何动静，直到天色蒙蒙亮。
清晨五点，我退房离开酒店，在路边随意买了份早餐，拦了辆出租车前往长途汽车站。一路上，我不断观察后视镜，确认没有车辆尾随。
大巴车缓缓驶出北江汽车站，混入清晨的车流。当城市轮廓终于在后视镜里变得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地平线时，我才靠着车窗，长长地、疲惫地舒了一口气，闭上了酸涩的眼睛。
但我心里知道，身体的逃离只是暂时的。那个从北江带回来的秘密，就像一颗埋进心脏的炸弹，引信已经被点燃，倒计时的滴答声，只有我能听见。
回到我所在的城市，我没有直接回家或去工作室，而是先去了一家唐雅熟悉的、隐私性很好的私立诊所，处理了脸上的划伤，医生开了些消炎药。然后，我去了母亲所在的康复医院。
走进母亲病房时，她正由护工陪着在窗边晒太阳。听到我的脚步声，她转过头，脸上露出温婉的笑容：“清清回来了？出差顺利吗？”
她的笑容一如既往的平静慈爱，但此刻在我眼中，却蒙上了一层复杂难言的阴影。我知道了她隐瞒多年的秘密，我知道了她弟弟惨死的真相，我知道了她可能承受着比我想象中更沉重的负担。
“嗯，还行，妈。”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和表情看起来正常，“您这两天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赵主任说指标都挺稳定。”母亲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目光落在我贴着创可贴的脸颊上，笑容凝滞了，“脸怎么了？划伤了？”
“哦，没事，昨天在……在考察的地方，不小心被树枝刮了一下。”我移开目光，心脏却因为撒谎而紧缩。
母亲没再追问，只是眼神里多了几分不易察觉的担忧。她静静地看着我，良久，才轻声说：“清清，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太累了？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
“我知道，妈。我会注意的。”我低下头，避开她仿佛能洞悉一切的目光。我有很多话想问她，关于舅舅，关于那个“老地方”，关于沈国栋最初接近她的真相……但话到嘴边，却怎么也问不出口。看着母亲如今虚弱但安宁的样子，我无法想象，如果那些血淋淋的真相被猛然揭开，会对她造成怎样的冲击。她的身体，还能承受再一次的打击吗？
陪母亲吃了午饭，哄她午睡后，我离开了医院。坐在车里，我看着后视镜中医院大楼的轮廓，心中充满了矛盾和挣扎。
直接质问母亲？不行，太冒险。
将证据交给陈律师，通过法律途径追究沈国梁，甚至重新调查沈国栋？这似乎是正途。但舅舅的案子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在北江，牵扯到当时可能还存在的地方保护伞，启动再审或补充侦查难度极大。而且，一旦启动，母亲必然会被卷入，她作为直系亲属和潜在知情人，不可能回避。
更让我不安的是那个神秘人和昨晚的袭击者。他们是谁？目的何在？如果我贸然将证据交出去，会不会打草惊蛇，引来更疯狂的报复，甚至危及母亲的安全？
我需要和唐雅、陈律师商量，但必须先想清楚怎么说。
我回到工作室，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拉上窗帘，打开那个油布包，再次将舅舅的笔记本和信件拿出来，一遍遍地看。那些字句，像一把把淬毒的匕首，刺穿着我对过往的认知。
沈国梁是直接的凶手，为了掩盖贪污和渎职，不惜谋杀三条人命。
沈国栋呢？他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娶母亲，是巧合，是同情，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为了彻底封口的“善后”？
如果，沈国栋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哥哥的罪行，甚至可能参与了掩盖，那么，他对母亲后来的冷漠、背叛，就有了另一层更加残忍和冷酷的解释——他从未爱过母亲，母亲只是他处理家族丑闻的一个工具，一个需要“安抚”和“控制”的麻烦。
而我……我的出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意味着什么？沈国栋当年对我身世的怀疑，难道不仅仅是因为母亲所谓的“不孕”，还因为……他内心深处知道这段婚姻的虚伪和肮脏基础？
越想，越觉得寒意彻骨。
傍晚，唐雅打来电话，约我一起吃晚饭，说有个新案子想听听我的意见。我答应了，正好也需要见她。
餐厅里，唐雅一眼就看到了我脸上的创可贴。
“脸怎么回事？跟人打架了？”她半开玩笑地问，但眼神里已经带上了审视。
“没事，不小心划的。”我含糊过去，转而问她案子的事情。
吃饭过程中，我有些心不在焉。唐雅敏锐地察觉到了，放下筷子，看着我：“清清，你有心事。从北江回来就不对劲。出差遇到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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