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瞒不过她。唐雅是我最信任的朋友和战友，而且这件事，我一个人扛着，压力太大了。
我深吸一口气，看了看周围嘈杂的环境，压低声音：“唐唐，这里说话不方便。吃完饭，去我那儿，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和陈律师。”
唐雅的神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点了点头。
一个小时后，在我的公寓里，唐雅和陈律师（我打电话紧急请来的）面色凝重地听我讲述了北江之行的全部经过——从收到神秘包裹和邮件，到联系韩师傅，拿到舅舅的笔记本和证据，再到砖窑遇袭。我没有隐瞒任何细节，包括我对母亲知情不报的怀疑，以及我对沈国栋可能更深层罪行的推测。
我将舅舅笔记本的复印件（我提前复印了一份）和那些关键单据的照片推到了他们面前。
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唐雅和陈律师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尤其是陈律师，他的眉头紧紧锁着，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前所未有的严峻。
“如果这些证据属实……”陈律师缓缓放下最后一页复印件，声音沉重，“那么，周文华的死亡，就不是简单的责任事故，而是涉嫌故意杀人灭口，掩盖重大贪污渎职的刑事重罪。沈国梁是直接责任人，难逃法律追究，甚至可能涉及更高级别的共犯。”
他看向我，眼神复杂：“沈清，你怀疑你母亲知情，甚至可能掌握更关键的原件？”
“舅舅的信里明确说了，‘证据原件藏于老地方（只有你知道）’。这个‘你’，显然是指我母亲。”我痛苦地闭上眼睛，“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说。是害怕？是被威胁？还是……有别的苦衷？”
“有可能。”陈律师分析道，“当年沈国梁能压下这件事，背后肯定有势力。你母亲一个刚刚丧亲的孤女，面对这种压力，选择沉默以求自保，是很有可能的事。后来嫁给沈国栋，也可能有被迫或妥协的成分。至于沈国栋……”他顿了顿，“从现有线索推断，他即使没有直接参与谋杀，也极大概率知情，并且通过婚姻，协助他哥哥完成了最后的‘善后’，消除了受害者家属这个最大的隐患。这种行为，同样可能构成包庇罪，甚至是从犯。”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唐雅急切地问，“报警？把这些证据交给北江的公安机关？还是通过更高层级的纪检部门？”
陈律师没有立刻回答，他沉思了很久。“这些证据价值巨大，但也非常敏感。二十多年前的旧案，牵涉到已经落马但又出狱的官员，可能还牵扯到未暴露的保护伞。直接报警，尤其是向北江当地报警，风险很高。他们会不会认真调查？会不会再次被压下去？甚至，会不会打草惊蛇，让沈国梁残余势力狗急跳墙，对你们母女不利？”
他看向我：“更重要的是你母亲的态度和身体状况。如果她确实知情并隐瞒，贸然揭开，对她会是巨大的刺激。我们需要一个更稳妥、更周全的方案。”
“陈律师，您的建议是？”我问。
“分几步走。”陈律师条理清晰地说，“第一，由我出面，通过绝对可靠的非官方渠道，将这些证据的复印件，递交给在最高检或中纪委有影响力的老同学或老朋友，以‘内部线索反映’的形式，引起高层关注。这种方式相对隐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地方干扰。”
“第二，我们需要和你母亲谈一次。但不是质问，而是沟通。选择合适时机，以关怀和了解往事的角度，委婉地触及这个话题，看她会透露多少。我们必须知道她手里到底还有什么，以及她隐瞒的原因。这关系到她的安全和我们的下一步行动。”
“第三，加强你和阿姨的安全防护。既然对方已经动手袭击你，说明他们急了。我会安排更专业的安保人员，对你和阿姨进行二十四小时保护。另外，那个袭击者的特征（体型、声音、可能的伤口），要提供给警方，作为一条独立的治安案件线索进行追查，看看能不能挖出背后的人。”
“第四，”陈律师目光锐利，“那个神秘人，是关键。他（她）引导你找到证据，却又似乎放任你被袭击，动机十分可疑。他可能不是朋友，而是想利用你搅动局势的第三方。我们需要想办法，看能不能反向追踪或引他（她）现身。”
这个方案稳妥而周全，我表示同意。
“和母亲沟通的事情，交给我。我会找机会。”我说。
接下来几天，工作室的工作我暂时交给了助理，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康复医院陪着母亲。安保人员以“医院新聘的加强巡查人员”名义，在病房附近值守。母亲似乎并未察觉异样。
我仔细观察着母亲。她依旧平静，看书，晒太阳，做手工，偶尔和我聊些家常。但当我状似无意地将话题引向过去，引向北江，引向“如果外婆家还有其他亲人”这样的话题时，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身体的微微僵硬，眼神的瞬间闪烁和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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