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点和要求，让疑点进一步放大。
陈律师在安保人员的暗中护卫下，前往茶楼。他在包厢里见到了那位“吴警官”——一个四十多岁、穿着便装、眼神有些闪烁游离的男人。此人出示的警官证看起来有模有样，但陈律师是刑辩老手，一眼就看出某些细节经不起推敲，而且对方对公安内部的一些基本程序和术语，回答得含糊不清。
谈话内容更是漏洞百出。对方先是说“局里很重视，成立了专班”，但又拿不出任何正式文件或编号；问及具体发现了什么新线索，支支吾吾，只说“涉及当年的一些财务往来和人员关系”，希望家属能提供更多“周文华生前留下的物品或线索”以便“比对”；最后，甚至暗示如果家属“积极配合”，也许能“加快进程”，言语间有种莫名的诱导。
这几乎可以断定是个骗局！目的就是试探我们手里到底有多少证据，甚至想骗出证据！
陈律师不动声色，以“需要与当事人商议、整理材料”为由，敷衍了过去，然后迅速脱身。
返回后，陈律师脸色严峻：“基本可以确定是假冒的。对方很可能是沈国梁或林耀祖派来的人，想摸底，甚至可能想设套抢夺证据。这说明，他们确实急了，而且对我们的动向有一定掌握，至少知道我们在关注北江旧案。”
这次失败的诱骗，虽然没能伤害到我们，却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们——对方不仅没有放弃，而且开始采取更主动、更卑劣的手段。我们手中的证据，对他们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槐树下”的线索，必须尽快查清！那里面的东西，或许就是打破僵局、或者彻底激化矛盾的关键！
就在我们紧锣密鼓筹划如何对那个小区花园进行隐秘勘探时，唐雅那边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清清，我刚收到一个奇怪的快递，寄给我的，但里面是给你的东西。”唐雅在电话里声音带着惊疑。
“什么东西？”我问。
“一张照片。还有……一把钥匙。”唐雅说，“照片拍的是一个老式铁皮饼干盒，埋在土里的样子，只露出一角，背景很暗，但能看出旁边有一截像是树根的东西。钥匙是铜的，很旧，用细绳子拴着，绳子上穿了一个小木牌，木牌上刻着一个字……”
“什么字？”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一个‘蕙’字。”唐雅一字一顿地说。
蕙！母亲的名字！
是槐树下的东西！有人……把它挖出来了？还寄给了我们？！是谁？那个神秘人？还是……敌人？
“快递从哪里寄出的？有什么特征？”我急问。
“同城快递，没有寄件人信息，是从一个街边的快递代收点寄出的，查不到源头。包装很普通。”唐雅回答，“我已经让陈律师的人过来取证了。清清，这太诡异了！对方是什么意思？把东西给我们，是示好？还是威胁？”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饼干盒的照片，刻着“蕙”字的钥匙……这意味着，埋藏的东西已经被人取走，而取走的人，将钥匙和“证据”（照片）寄给了我们。这是一种极其矛盾的信号：他得到了东西，却没有据为己有或销毁，反而将其存在的证明和开启的“权力”（钥匙）交给了我们。他想让我们知道东西在他手里？还是想用这个东西作为某种交换或谈判的筹码？
“唐唐，钥匙和照片先交给陈律师保管，严格检测，看有没有指纹或其他痕迹。这件事暂时不要声张，尤其别让我妈知道。”我叮嘱道。
“我明白。你也要小心，我感觉……事情越来越邪乎了。”唐雅担忧地说。
挂断电话，我陷入沉思。这个寄钥匙和照片的人，极大概率就是那个神秘的联系人。他一直在引导我们，警告我们，现在又仿佛在“帮助”我们。他到底是谁？目的是什么？如果他真的挖出了槐树下的东西，为什么不直接交给我们，或者自己利用？为什么要用这种迂回的方式？
陈律师那边的检测结果很快出来：钥匙和照片上除了唐雅和快递人员的指纹，没有其他可提取的有效痕迹。钥匙是普通的黄铜钥匙，有些年头，但并非无法复制。照片是数码打印，无法追溯源头。
线索似乎又断了。但我们手中多了一把不知开何锁的钥匙，和一张证明某物存在的照片。
压力在沉默中持续累积。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我接到陈律师的紧急电话，他的声音带着罕见的凝重和一丝疲惫：
“沈清，我们通过特殊渠道递交的材料，有回音了。”
“怎么样？”我屏住呼吸。
“上面很重视。已经决定由省纪委牵头，联合省公安厅、检察院，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北江红星机械厂1991年事故及相关问题展开提级复查、异地调查。”陈律师顿了顿，“调查组的先遣人员已经秘密抵达北江，开始前期工作。这是好消息。”
我心中一振！终于有官方力量正式介入了！这意味着，沈国梁等人的保护伞很可能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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