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陷阶微光与致命归人
那个来自废弃养路段工棚的、断断续续带着痛苦呻吟的警告电话，像一颗投入死水的深水炸弹，在看似平静却暗流汹涌的湖面下，炸开了最浑浊、最危险的泥浆。
“调查组有内鬼”、“钥匙是陷阱”、“林耀祖回来了”——这三句话，如同三道血淋淋的刻痕，瞬间改变了整个棋局的底色和规则。
陈律师团队和安保人员以最快速度赶到了信号最后出现的北江西郊废弃工棚。现场的情况令人心头发冷：工棚里残留着挣扎搏斗的痕迹，地面有已经干涸发黑的血迹，还有一些被匆忙丢弃的、属于我方失踪侦察人员的个人物品。人，不见了，生死不明。
几乎同时，陈律师通过特殊渠道，从联合调查组内部得到了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确认：调查组在调阅北江市局封存的、与当年红星厂事故及沈国梁案相关的部分旧档案时，发现有几份关键文件的原始记录页码存在人为篡改或缺失的痕迹，而负责保管这些档案的一名老档案员，在调查组抵达北江前夕，因“突发急病”住院，目前无法接受询问。更微妙的是，北江市局派来配合调查组工作的联络人员中，有个别人对某些外围调查方向表现得“过于热心”或“异常回避”。
内鬼的阴影，从模糊的猜测，变成了几乎可以触摸的、散发着腐臭气息的现实。这个内鬼可能级别不高，但身处关键岗位，足以通风报信、歪曲线索、甚至制造障碍。
而“钥匙是陷阱”——这把刻着“蕙”字、随着饼干盒照片一同寄来的黄铜钥匙，它的危险性骤然升级。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神秘人传递的、含义不明的信号，更可能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等待着我们伸手去触碰的捕兽夹。钥匙对应的“锁”在哪里？里面会是什么？是更多致命的证据？还是一个足以将我们炸得粉身碎骨的机关？
至于“林耀祖回来了”……这个信息最让人脊背发凉。一个在境外潜藏多年、背景成谜、心狠手辣的“商人”，他的归来，绝不会是衣锦还乡。他必然是嗅到了危险，或者，是来亲自处理“未竟事宜”的。他的目标会是谁？是手握证据的我们？是重启的调查组？还是……那个可能掌握了更多秘密的神秘人？
风暴不仅没有平息，反而在官方力量介入的背景下，演变成了更复杂、更致命的乱流——阳光下的调查与阴影里的厮杀同步进行，信任与背叛的界限模糊不清，每一步都可能踩中预设的炸弹。
陈律师在保密通讯中，声音带着极度疲惫后的冷硬：“沈清，情况比我们预想的恶劣十倍。调查组内部有脓疮，我们的行动可能一直在对方监视之下。那个侦察员的失踪和警告，说明对方已经不惜撕破脸，动用暴力手段了。你和周蕙女士的处境，现在极其危险。”
“我们该怎么办？”我强迫自己保持冷静，但握着卫星电话的手心一片湿冷。
“收缩防线，以静制动。”陈律师迅速决断，“第一，你和阿姨立刻转移至预备的终极安全屋，那里只有我、唐雅和安保队长知道，断绝一切非必要的对外联系。第二，所有与调查组的联络，全部通过我单线进行，并且要设定反向验证机制，防止信息被截获或冒充。第三，那把钥匙和照片，立刻封存，在彻底搞清楚其关联和风险前，绝对不能再碰，也不能再试图联系寄件人。第四，我会通过绝对可靠的独立渠道，将‘内鬼’嫌疑和‘林耀祖归来’的线索，绕过可能的问题环节，直接递交给调查组最高负责人，提醒他们内部清洗和外部防范。”
“那我们……就这样躲着？舅舅的案子……”我不甘。
“不是躲，是保存反击的力量。”陈律师语气森然，“现在敌暗我明，且敌在内部可能还有眼线，我们任何主动出击都可能落入圈套。先确保自身绝对安全，让调查组去清理门户，拔掉内鬼。同时，我们要重新审视所有已知线索，寻找那个神秘人的破绽，或者……等待他下一次主动接触。他既然给了警告（也许那个侦察员的电话就是他设法让打出来的），又寄来了钥匙，说明他并非完全站在我们的对立面，甚至可能也在被林耀祖或沈国梁追杀。他，可能是我们破局的关键，也可能是最危险的变数。”
计划既定，行动迅速。我和母亲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被转移到了位于邻市远郊山区、一个依托废弃林场改造而成的、几乎与世隔绝的安全屋。这里地势隐蔽，通讯靠卫星，生活物资有专人定时秘密配送，安保级别提到了最高。母亲虽然对频繁转移感到不安，但经历过这么多，她展现出惊人的韧性，默默配合着一切安排。
日子在高度戒备和压抑的等待中一天天过去。安全屋的生活单调而封闭，窗外是绵延的山林和寂静的天空，与世隔绝得仿佛时间都慢了。但我心中的弦却始终紧绷着，卫星电话和加密终端是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每一条信息的闪烁都可能带来转机或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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