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字都像锤子，砸在军机房的地板上，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死寂。
死一样的寂静。
只有那个传令兵粗重的喘息声，还有墙角滴漏单调的嗒嗒声。
我闭上眼睛。
脑子里浮现出画面——雄县，那个北平南边的小城。杨松，我见过，是个憨厚的将领，爱喝酒，酒后会唱家乡的小调。潘忠，更熟，他儿子在我府上当过差。
现在他们都死了。死在朱棣的埋伏里。
“果然……”我喃喃，“开始了。”
齐泰猛地抬头看我：“曹国公早知如此？”
“本官说过，燕王必主动出击。”我走到沙盘前，手指点着雄县的位置，“这只是开始。接下来……”
我的手指在沙盘上移动，滑过白沟河，停在真定。
真定。耿炳文主力所在。
朱棣下一步，一定会打真定。他不会给耿炳文整顿兵马的时间，不会给朝廷调兵增援的机会。他要趁胜追击，要一击致命。
但我没说出口。
说了也没用。齐泰黄子澄不会听，朱允炆也不会听。他们只会更急，更慌，然后催着耿炳文去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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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房的门又开了。
这次进来的是宫里的太监，宣旨：“陛下召诸位大人，即刻进宫。”
所有人都站起来，整理衣冠。齐泰的手还在抖，系不好腰带。黄子澄脸色惨白，额头上全是冷汗。
我走在最后。出门前，回头看了一眼沙盘。
那上面，雄县的位置还插着红色的棋子，代表杨松潘忠那三万前锋。现在，那三万人都成了尸体，躺在雄县的黄土里。
而真定那里，耿炳文的二十多万大军，像一群待宰的羔羊。
四哥啊四哥，你下手真狠。
可我能怪你吗？是你先动手的？还是朝廷先逼你的？
分不清了。就像这沙盘上的红与黑，混在一起，成了血的颜色。
“曹国公。”齐泰在门外等我，声音嘶哑，“方才……本官言语冒犯。”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此战……”他顿了顿，“真的……凶险至此？”
我点点头：“这才刚开始。”
他脸色更白了，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黄子澄跟在他后面，脚步虚浮，像踩在棉花上。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忽然觉得可笑。这两个人，前一刻还在高谈阔论，要“直捣北平”“速胜平叛”。现在呢？一个败仗，就吓成这样。
可我又有什么资格笑他们？
我也怕。我怕耿炳文输，怕朱棣赢，怕这场仗打到不可收拾，怕最后……怕最后我真的要拿起那把尚方剑，去面对那个教我兵法的人。
宫里的路很长。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把青石板烤得发烫。
我一步一步走着，脑子里全是沙盘上的画面——黑色的棋子从北平杀出来，红色的棋子一片片倒下。雄县倒了，真定呢？保定呢？最后会不会杀到南京？
不知道。
只知道，这场由我推出去的战争，这场我试图拖延的战争，还是按照它该有的轨迹，血腥地开始了。
而我，这个“参赞平燕军务”的曹国公，这个最了解朱棣的人……
却只能坐在这座闷热的军机房里，看着沙盘，等着下一份沾血的战报。
真他妈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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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元年八月最后那几天，南京城的天一直阴着。
云层低低压在城头上，灰蒙蒙的，像口倒扣的锅。雨要下不下，风要起不起，整个城里憋着一股邪火，烧得人心慌。
我知道要出事了。
军机房里的战报越来越密，字迹越来越潦草。耿炳文从真定发来的最后一封奏报，墨迹都是花的——大概写的时候手在抖。他说燕军“攻势甚急”“士气如虹”，自己的兵马“连日苦战”“伤亡颇重”。
都是文人打仗用的委婉词。翻译过来就一句话：快撑不住了。
八月二十八那天早晨，我终于等来了那份该来的战报。
送信的传令兵是爬进五军都督府的——腿上有箭伤，血把裤腿都浸透了。他扑倒在军机房门口，手里死死攥着那份染血的文书，只说了一句“真定……败了”，就晕了过去。
我捡起文书。桑皮纸被血糊了一半，剩下的字迹还能辨认：“八月二十五……燕逆倾巢而出……激战竟日……我军溃……损兵五万余……退守真定城……”
五万。
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五万个活人，有手有脚，会吃饭会笑会骂娘的活人。现在成了五万具尸体，躺在真定城外的野地里，等着烂掉。
齐泰当时也在场。他抢过战报看完，脸白得像刷了层石灰，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憋出一句：“快……快进宫禀报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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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殿那天静得吓人。
文武百官分列两班，所有人都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靴尖。没人敢说话，连咳嗽声都没有。殿外的知了还在不要命地叫，叫声从殿门缝里钻进来，尖得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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