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十六年的春风，并未能给东瀛列岛带来多少暖意。京都的血腥气似乎尚未完全散去，在《京都善后条约》的铁幕下，这片更名为“东瀛三司”的土地，正被一套精密而冷酷的系统重新塑造。首府江户易名“东平府”，总督陈璘坐镇于此，执行着来自北京内阁辅政大臣沈惊鸿的深远布局。表面的统治秩序之下，一场针对倭国社会结构，尤其是其过剩青壮年男性的、更为彻底的“疏导”与“消耗”工程，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展开。
统治的支柱，除了驻屯要地、装备“惊鸿二式”的明军精锐构成的绝对威慑，以及系统性的文化重塑之外，更添了一条隐晦而有效的人口策略——引导性消耗与矛盾转移。
军事枷锁与“血税”征召
明军主力如同磐石，驻扎于战略要冲，其存在本身就是无声的警告。然而，一支特殊的武装力量——“东瀛协从军”（民间及军中常蔑称为“倭兵”）——被迅速且大规模地组建起来。招募的触角精准地伸向那些失去主家、生计无着的旧武士阶层，以及因社会结构剧变（特别是通婚政策导致底层男性婚配极度困难）而充斥于市井乡野的无产青壮年。
官府的榜文上，书写着“报效天朝，搏取功名，封妻荫子”的诱人承诺，并附有看似稳定的粮饷标准。然而，在直达天听的密奏中，其真实目的冰冷而清晰：“……倭地丁壮，勇悍积怨，久聚必为痈疽。宜以虚名诱之，以微利驱之，使之效死于域外，既可消弭内患，复能拓土开源，诚为一举两得之策。”
这些协从军的装备被刻意限制在冷兵器范畴，允许他们使用熟悉的武士刀、长枪、和弓，但严格禁止配备“惊鸿二式”乃至任何制式火器。他们的甲胄也多是缴获品或粗劣仿制品，与明军主力的精良装备形成云泥之别，其定位从一开始就是可消耗的先锋与肉盾。
第一批数千人的倭兵，被迅速装上运输舰，投入遥远的南洋战场。在吕宋、苏禄与西班牙殖民者及当地土着的残酷争夺中，他们往往被命令发起第一波冲锋，或在侧翼承受最猛烈的火力，伤亡数字触目惊心。军报中以冷静到近乎麻木的笔调记录着：“倭兵某哨，奋勇冲阵，牵制西夷铳炮，虽十不存三，然使我主力得以迂回破敌，功绩当录。”
然而，南洋的血肉磨盘仅仅是消耗计划的一环。一个更具战略纵深，更能“物尽其用”的方略，在沈惊鸿的运筹下悄然启动——驱倭西进，以寇制虏。
西进！戈壁上的死亡远征
昔日后金政权自惨败、努尔哈赤身死后，势力大挫，但并未被完全根除。以部分贝勒、台吉为首的残余力量，拒绝归化，裹挟着部分忠于他们的部众，冲破明军在辽西的封锁线，一路向西流窜。他们穿越广袤的蒙古草原，企图进入传闻中势力纷杂、明廷控制力相对薄弱的西域，以期休养生息，卷土重来。这股流寇虽败，但其核心成员仍保有较强的骑射作战能力，若任其在西域立足，勾结当地势力，必将成为大明西北边疆新的心腹之患。
沈惊鸿在给兵部及陈璘的密函中，明确指示：“……后金残虏，窜逃西域，形同流寇，然悍勇犹存，不可轻视。着东瀛三司精选悍勇倭兵，组成‘西域远征讨逆军’，委派干练军官督领，携少量火器以为威慑，主力仍配冷兵，一路尾随追击，务求缠斗绞杀，使其无暇喘息，无力坐大。此策有三利：一曰借虏刀以耗倭人，消弭隐患；二曰探西域之虚实，扬威绝域；三曰使二虏相争，无论胜负，皆可弱彼而强我，可谓驱狼斗虎，坐收渔利。”
此计堪称毒辣。他要利用这些被社会边缘化的倭兵，去为帝国清除最后一股成建制的重大军事威胁，同时，这条跨越数千里、途经蒙古戈壁、河西走廊，最终进入环境恶劣西域的追击路线本身，就是一条天然的死亡通道。后勤补给困难，自然环境严酷，加上后金残兵困兽犹斗的反扑，每一步都可能葬送无数性命。
很快，一支以六千倭兵为主力，配属数百名明军军官、向导、军法队以及少量装备火器的督战队的“西征先锋军”在东瀛组建完毕。誓师大会上，明军将领描绘着“万里封侯，青史留名”的宏大愿景，而发到倭兵手中的，依旧是那些冰冷的武士刀和长枪，以及仅能维持短期作战的粮秣，更多的补给被要求“因粮于敌”，实则默许他们沿途劫掠。
这些倭兵，怀着对未来的茫然、对功名的渴望以及对故土的复杂情绪，踏上了这条不归路。他们被迫在陌生的地形上，与来去如风的后金骑兵周旋、搏杀。在风沙如刀的戈壁，在寒风刺骨的雪山隘口，他们为了一个遥远帝都的意志，为了自身渺茫的生存机会，挥刀冲向同样为生存而战的后金残部。
他们存在的全部意义，对于大明中枢而言，就是作为监控、纠缠、消耗后金残部的先锋与血包。明军军官们手持望远镜，在后方高地冷静地观察战局，评估着倭兵的“使用效率”和后金残部的消耗程度。军法队的火铳不仅对着敌人，也对着任何可能溃退的倭兵。他们的伤亡，被定期汇入冰冷的统计表格，成为沈惊鸿案头评估战略效能的一份份数据。他们的牺牲，在官方文书上被简化为“力战殉国”或“遇伏尽忠”，实质则是在这双重消耗的泥沼中，无声无息地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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