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花蹲在老屋的门槛上，指尖捻着账本边缘磨得发亮的牛皮纸。六月的阳光斜斜切过堂屋，在泛黄的纸页上投下窗棂的影子，把那些用圆珠笔写的歪扭字迹照得愈发清晰——张婶，老玉米三斤，磨糊用李叔，甜玉米五斤，做罐头镇东头饭店，嫩玉米五十斤，月底结。这是她守着村口小卖部的第十年，账本换了三本，纸页从雪白变作米黄，连带着那些名字后面的需求，也像门前老槐树的年轮，一圈圈刻进了她心里。
一、账本里的老熟人
最早的账本是蓝皮的，边角卷得像朵喇叭花。春花记得那是2014年秋天，刚从镇上中学辍学的她接过父亲的烟袋锅，也接过了这间二十平米的小卖部。那时候货架上摆着最多的是洗衣粉和酱油，玉米制品只有墙角堆着的半麻袋老玉米，是给隔壁王奶奶磨面用的。
春花丫头，给婶称三斤老玉米。张婶的大嗓门穿透玻璃柜台时，春花正在账本第一页练字。她歪歪扭扭写下张桂英，老玉米3斤，1.5元，抬头看见张婶手里攥着块蓝布帕子，帕子角裹着刚摘的豆角。这玉米得晒透了，磨出来的糊糊才香。张婶用粗糙的手指捻起一粒玉米，阳光从她银白的发丝间漏下来，在玉米粒上折射出细碎的光。
那时候李叔还没退休，总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裤来买甜玉米。丫头，要最嫩的甜玉米，穗子得攥着发沉的。他把玉米塞进帆布包时，春花总能闻到一股机油味。后来才知道，李叔在镇办罐头厂当技术员，家里的玻璃罐子里永远泡着琥珀色的玉米罐头，厂里的配方不如自家的，加把冰糖，放片柠檬，孙女能吃一冬天。他在账本上签字时，钢笔字刚劲有力，像他摆弄罐头瓶时的认真。
镇东头的饭店是2016年开的，老板姓赵，总让后厨的小伙计来传话。赵老板要五十斤嫩玉米，带绿皮的那种。小伙计跑得满头大汗，帆布兜子里还揣着刚出锅的糖糕，赵哥说，这玉米得现摘现送，不然炒出来不脆。春花第一次骑三轮车去送玉米时，看见饭店墙上贴着特色菜：玉米炒腊肉，红底黄字，在电风扇的风里轻轻晃。
二、被忽略的数字
2020年春天，疫情把村子封了半个月。小卖部的货架空了大半，唯有墙角的玉米堆还冒着热气——张婶隔着栅栏递过钱来，丫头，多称两斤，孙子在家上网课，得喝糊糊补脑子。李叔的电话打过来时，春花正在给玉米脱粒，丫头，甜玉米有没有存货？孙女说想吃罐头了。赵老板的微信消息弹出来：玉米能送吗？客人点名要玉米烙。
那天晚上，春花把三本账本来回翻看，忽然发现了蹊跷。张婶买老玉米的频率从每月两次变成了每周一次，尤其是在孙子放寒暑假的时候；李叔的甜玉米总是在月底断货，刚好赶上他发退休金的日子；赵老板的订单更规律，每月逢五逢十就多要二十斤，后来才知道那是镇上赶集的日子。
她蹲在玉米堆前数玉米粒，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话：做生意就像种玉米，得知道哪块地爱喝水，哪棵苗要施肥。那时候她不懂，只觉得父亲的话像玉米须一样絮叨。可现在看着账本上的数字，那些名字后面的做罐头炒菜忽然活了过来，像一张张脸在她眼前晃。
有天半夜，春花翻到2018年的冬天，账本上记着张婶，老玉米10斤，给城里儿子带。她忽然想起那年春节，张婶的儿子开着小轿车回来，后备箱里装着礼盒，却特意拐到小卖部拎走了那袋老玉米。城里超市的玉米都是机器脱粒的，不如家里的有嚼头。张婶当时的话，此刻在她耳边格外清晰。
三、农科所的陌生人
农科所的王技术员第一次来村里时，开着辆印着科技下乡的白色面包车。他给村民们发彩色传单，上面印着高产甜玉米种植技术，唾沫横飞地讲着每亩增产三百斤。春花抱着账本蹲在人群后，听见他说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种什么，忽然忍不住插了句嘴：张婶要老玉米磨糊，李叔要甜玉米做罐头，他们要的不一样。
王技术员推了推眼镜，上下打量她：小姑娘懂什么？数据显示，甜玉米的市场需求量是老玉米的五倍。他举起手里的报表，上面的折线图像波浪一样起伏。春花没见过报表，只知道账本上张婶的名字出现了146次，李叔的名字出现了98次，他们要的玉米，在报表上大概只是个模糊的小点。
那天下午，王技术员在村委会院子里测土壤，春花抱着账本去找他。王同志，你看这老玉米......她的话没说完，就被手机铃声打断了。王技术员对着电话大声说：李总放心，这批甜玉米绝对符合出口标准，糖分含量达标......挂了电话，他拍着春花的肩膀：丫头，做生意得看大市场，别盯着村里这点小买卖。
可春花忘不了，上周张婶来买玉米时，手里拿着张体检报告。医生说我血糖高，不能吃甜的，还是老玉米磨糊养人。她看着张婶佝偻的背影，忽然觉得那些印着出口标准的报表，像村口的水泥路一样，把人和土地隔得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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