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府，太医院秘阁。
秋日的阳光透过雕花木窗，在青石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秘阁内弥漫着松烟墨与宣纸的清香，数十个书案呈“回”字形排列，案上堆叠着泛黄的古籍、密密麻麻的草稿、还有一摞摞用朱砂标注的病例记录。这里是凌云与林砚、徐文亮耗时两年编纂《凌氏医典》的“战场”，此刻，三人正围坐在中央书案前，凝视着案上那部刚刚誊抄完毕的书稿。
书稿用上等宣纸装订，封面以泥金书写“凌氏医典”四字，笔力雄浑，正是朱元璋亲笔题写。翻开书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精细的人体解剖图：骨骼、肌肉、脏腑、经络，皆以工笔细描，标注的文字用小楷书写，清晰工整。图中还附有“脏腑病变对应表”，如“肝火上炎则目赤肿痛，宜龙胆泻肝汤”“肺气壅滞则咳喘痰多，当用麻黄汤加减”，将抽象的医理化为直观的图像。
“终于成了……”林砚捋着花白的胡须，指尖轻轻抚过书稿，眼中泛起泪光。作为太医院资深院判，他参与过无数次医书编纂，却从未见过如此“惊世骇俗”之作——书中不仅有历代医家经典理论的梳理，更有基于实证的解剖观察、改良创新的药方、系统科学的防疫法，堪称“集古今医道之大成”。
徐文亮则更为激动。这位曾以寒门学子身份高中医科解元的年轻人，如今已是太医院判，分管医官培训。他指着“防疫卷”中的“隔离三原则”道：“大人，这三年来，我们从应天到北疆，用这套法子扑灭了七次疫情。如今写入医典，天下医官照此执行，何愁疫病不息？”
凌云没有说话。他望着书稿，眼前浮现出两年前那个雪夜——朱元璋将他和林砚、徐文亮召入紫宸殿，指着案上堆积如山的民间医案，沉声道：“凌爱卿，你推行官医局三年，救了百万百姓，可天下之大，仅靠你和林砚、文亮几人，能救几时？医道要传承，必须着书立说，让后世医者有章可循！”
那一刻，他便立下决心：要编一部“前无古人”的医典。
编纂之初，最大的阻碍莫过于“解剖图”。
自古以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深入人心，太医院虽有“剖尸验病”的先例，却从未有人敢将解剖图公之于众。凌云提出绘制解剖图时，林砚曾激烈反对：“大人，此举恐遭天下儒士唾骂，谓我等‘辱没先人’！”
“若不直面人体，如何精准治病？”凌云将一叠病例记录拍在案上，“去年徽州疫病，死者皆因‘肠痈’（阑尾炎）延误治疗。若按古书记载的‘腹痛即泻’治法，只会加速死亡。唯有解剖，方能知脏腑位置、病变形态！”
为获取绘制素材，凌云多次向朱元璋上书，请求“特许剖验死刑犯遗体”。朱元璋起初犹豫，直到凌云带他去看官医局收治的“外伤重症患者”——那些因刀箭伤导致内脏破裂的士兵，因医官不懂脏腑结构，只能凭经验用药，十之八九死于大出血。
“朕准了。”朱元璋最终下旨，“凡死刑犯自愿捐遗体者，准其家人免赋三年；由刑部、太医院共同监督，绘制解剖图，仅供医典使用，不得外传。”
即便如此，寻找“自愿者”仍困难重重。凌云带着徐文亮走访刑部大牢，对死囚们晓之以理：“你等死后，遗体若能助医者救人，亦是功德。”终于，一名因抢劫被判斩首的囚犯李二牛，在临刑前叩首道：“大人，俺爹就是得‘鼓胀病’（肝硬化腹水）死的，俺愿捐遗体，让后人别再受这罪！”
解剖当日，秘阁外戒备森严。凌云亲自主刀，林砚记录，徐文亮绘图。当李二牛的胸膛被剖开，露出跳动的心脏、缠绕的血管、因腹水而肿胀的肝脏时，在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凌云用镊子指着肝脏上的结节，对徐文亮道：“你看，此乃‘积聚’之状，与《黄帝内经》‘肝之积名曰肥气’的描述吻合，然其质地坚硬如石，当以‘鳖甲煎丸’攻坚散结……”
三个月后，第一幅“人体脏腑解剖图”绘制完成。图中不仅标注了器官名称，还注明了“正常形态”与“病变特征”，如“肺痈（肺脓肿）则肺叶溃烂，有脓血溢出”“肾石（肾结石）则肾盂可见结晶颗粒”。这些基于实证的观察，让抽象的理论有了“看得见”的依据。
如果说解剖图是“破旧”，那么药方的筛选与改良则是“立新”。
《凌氏医典》共收录300余种药方，其中一半是凌云团队在临床中验证有效的“经验方”，另一半则是“改良方”——即对古方进行剂量调整、药材替换，以适应不同体质的患者。
最引人注目的是“人痘接种术”的改良方案。早在宋代，中国便有“以痘衣法”预防天花的记载，即用天花患者的衣物让健康人感染，从而获得免疫力。但这种方法风险极高，死亡率达10%。凌云在应天府官医局推广“水苗法”（取天花患者痘浆，稀释后以水点入鼻孔），将死亡率降至1%，但仍不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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