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20日，陈默这辈子都忘不了这一天。卡车在黄土路上颠簸了一整天，骨头都快散架了。快到傍晚的时候，司机说了一声“前面就是延安了”。
陈默从座位上探出头，透过满是灰尘的车窗往前看。远远的，他看到了那座塔。宝塔山上的那座塔，在根据地那些从延安寄来的文件上、在那些从窑洞里带出来的信封上、在那些油灯下写成的报告里，他见过无数次。那些照片是黑白的，黑的黑，白的白，没有颜色。但现在他看到的塔是土黄色的，在夕阳下泛着金光，整座山像是被人用金粉泼过一遍，亮得晃眼。延河在塔下面绕着弯，水面上闪着碎金一样的光，一圈一圈的，晃来晃去。
他的眼眶热了一下。就一下。他眨了眨眼，那点热气就散了。他不能让人看出来，不能让人看到他眼眶红了，不能让人看到他手在抖，不能让人看出他心里那点压了不知道多少年的东西正在往外涌。他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低下头，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没有点，就那么叼着。
车子进了城。说是城，其实就是个镇子。一条主街，两边是些土坯房和窑洞，街上人来人往的，有穿军装的，有穿便服的，有扛枪的，有挑担的，有赶着毛驴的。
路边有人在卖东西，红薯、土豆、大白菜，摆在地上，用块布垫着。几个孩子追着一只狗跑，狗跑得快，孩子们追不上，嘻嘻哈哈地笑着。一切看起来那么平常，平常到不像是一个被围困了多年的根据地，平常到像是在任何一个中国的小镇子上都能看到的景象。但陈默认得这种平常，不是真的平常，是那种在战火中硬撑出来的平常，是那种把日子过下去、不管多难都要过下去的平常，是那些靠野菜、树皮、皮带撑过来的人用命换来的平常。
车子在一栋灰砖楼前停下来。门口站着几个人，穿着灰蓝色的军装，有的戴着帽子，有的没戴。陈默认得那些人脸上的表情——那种在根据地待久了的人脸上特有的表情，不是笑，不是不笑，是那种见过太多生离死别之后沉淀下来的平静。他们从车上下来。野原走在最前面，周维新跟在他后面，刘德荣和孙耀祖跟在他们后面，陈默走在最后面。那几个人迎了上来，领头的那个四十来岁，方脸浓眉，说话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欢迎欢迎，一路辛苦了。请进，首长在等你们。”
陈默跟在那几个人后面走进了那栋灰砖楼。楼里很简朴，墙刷了白灰，地板是水泥的，窗框是木头的，玻璃擦得很亮。走廊里挂着一幅地图，地图上标注着各个战区的形势，红蓝箭头你来我往的，看得人眼晕。他经过那幅地图的时候多看了一眼——日军的箭头已经打到了贵州，重庆的门户都快被踹开了。他把目光收回来，继续往前走。
宴会厅不大，摆了三四桌。桌上铺着白桌布，放着碗筷酒杯，菜品不算丰盛，但摆得整整齐齐。有红烧肉、炖鸡、炒鸡蛋、豆腐、白菜，还有一盆小米粥。这些东西在上海不算什么，在延安，这已经是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
陈默站在那里，看着那些菜，想到了衡阳战俘营里那些饿得皮包骨的士兵，想到了方明远的妻女在破屋子里啃凉馒头，想到了哑巴在码头上扛弹药箱时凸起的脊背。他端起桌上的茶壶给自己倒了一杯茶，茶是苦的，但是清香，喝了一口，那点清香在舌尖上转了一圈才散开。
中共方面的几位领导走了进来。陈默认得其中几张脸——在根据地的报纸上见过，在文件上见过，在那些从延安寄来的照片上见过。他们穿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灰蓝色军装，脚上穿着布鞋，有的还打着补丁。他们和代表团的每一个人握手，说“欢迎欢迎”，“一路辛苦”。每一个人的手都很有力，握上来的时候不轻不重，刚好能让你感觉到温度。
最后走过来的是周恩来。他穿着灰蓝色军装，衣领扣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和照片上一模一样。他走到陈默面前，伸出手，陈默握住。那只手很温暖，掌心有薄薄的茧。然后他的手指轻轻捏了捏陈默的手。不是握紧，是捏了捏，三下，很轻，轻到如果不在意根本感觉不到。但那三下的力度、节奏、间隔，每一个细节陈默都记得清清楚楚，这辈子都忘不掉。
他在告诉陈默——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放心，有我们在。
陈默的眼睛又热了一下。这次比刚才更热，热到他差点没忍住。他眨了眨眼，那点热气又散了。他不能哭，不能在这里哭，不能在这些人面前哭，不能在这个地方哭。他松开了手，退后一步。
宴会开始了。野原被安排在主桌，周维新坐在他旁边，刘德荣和孙耀祖也在主桌。陈默被安排在次桌，和几个中共方面的干部坐在一起。他们问他从哪里来，做什么工作，对延安有什么印象。他一一回答，说从上海来，在特高课做经济顾问，第一次来延安，觉得延安很好，很朴素，很不一样。那些干部听了点了点头，没有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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