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那凄凉的车队驶离咸阳的烟尘尚未完全落定，咸阳宫阙之内，一种新的、截然不同的气息已然开始弥漫、凝聚。往日里那股由“仲父”吕不韦所带来的、无形却无处不在的威压与掣肘，如同被一场狂暴的秋风彻底扫荡干净，连一丝痕迹都未曾留下。空气变得前所未有的“纯净”，却也带着一种权力高度集中后特有的、令人窒息的沉重。
嬴政，这位年轻的秦王，如今真正意义上，独自一人，站立在了秦国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再无任何阴影能够笼罩他，也再无任何“父辈”能够对他指手画脚。吕不韦的离去，不仅仅是一个权臣的倒台，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那个君权与相权相互依存、时而博弈的时代，在嬴政手中，被强行画上了句号。
他没有再任命新的相邦。
这一举动本身，就是一个无比清晰、无比强烈的政治信号。相邦之位，总揽政务，权力极大，在某些特殊时期（如吕不韦时期），甚至能与君王分庭抗礼。嬴政显然不愿再看到第二个吕不韦的出现。他将相邦之权，牢牢地、完整地收归己有。
于是，咸阳宫的书房，成了秦国新的、真正意义上的决策核心。这里的灯火，往往彻夜不息。
嬴政展现出了令人咋舌的精力和对权力的极致掌控欲。他废止了以往由相邦府总揽大部分日常政务、仅将重大事项上报君王的旧例，改为要求各郡县、各部门的重要事务，无论大小，最终的裁决权都必须呈报至他这里。堆积如山的竹简，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送来，几乎要将那宽大的御案淹没。
他阅读的速度极快，目光锐利如鹰，能够迅速捕捉到奏报中的关键信息和潜在问题。他用朱砂笔在竹简上做出批示，字迹凌厉，指令明确：“可”、“缓议”、“再核”、“依律严办”…… 遇到关于军备、财政、人事任免等重要事项，他会沉吟片刻，目光幽深，然后写下更具体、更长篇的指令，往往一针见血，直指要害。
他不再依赖某个单一的行政首脑，而是开始构建一个直接对他个人负责、相互制衡的新型权力架构。这个架构的核心成员，如同几根坚实的支柱，共同支撑起他绝对王权的穹顶。
第一根支柱，是以李斯为代表的“智囊”与“执行”团队。
李斯，这位凭借《谏逐客书》一举扭转命运、从函谷关外被紧急召回的前郎中，如今成了嬴政眼前最炙手可红的人物。他被嬴政任命为客卿（高级顾问），虽然并非传统的丞相职位，但其实际权力和受信任程度，却远超一般的九卿。
嬴政欣赏李斯的才华，尤其是他那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卓越的文笔和高效务实的办事风格。许多重要的政令起草、制度规划，嬴政都会首先征求李斯的意见。李斯也投桃报李，竭尽全力，将自己法家学者的严谨与纵横家的机变融为一体，将嬴政那些宏大的、有时略显抽象的意图，转化为具体可行的政策和律令。
“李斯，”嬴政经常会在一堆竹简中抬起头，直接点名，“关于新设之颍川郡（原韩地）推行秦法之事，细则拟定得如何了？如何确保旧韩贵族不生事端？”
李斯便会立刻上前，条理清晰地陈述自己的方案，从户籍管理到土地分配，从律法宣讲到潜在风险应对，细致入微，显示出极强的行政能力。
然而，嬴政并未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对李斯的重用，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掌控。他给予李斯巨大的权力，却也让他时刻感受到这权力来源于王座，随时可以被收回。
第二根支柱，是以昌平君、昌文君为代表的宗室力量。
在清算了以嫪毐、吕不韦为代表的外来客卿势力之后，嬴政也需要安抚和借助本土的宗室力量，以维持朝堂的平衡与稳定。昌平君和昌文君在平定嫪毐之乱中表现出色，赢得了嬴政的信任。
他们被委以重任，负责一些关键领域，如宗室事务、部分礼仪典章，以及与楚地相关的联络安抚工作（因其出身楚国宗室）。他们地位尊崇，但在嬴政的直接掌控下，其权力被严格限制在特定范围之内，不再具有吕不韦那种全面干预朝政的可能。他们是王权的维护者，而非分享者。
第三根支柱，是以王翦、蒙恬等为代表的军方将领。
统一天下的宏愿，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嬴政对军权的掌控更是毫不放松。老将王翦经验丰富，沉稳持重，负责对赵、魏等国的战略方向；年轻一代的蒙恬（及其弟蒙毅）勇猛果敢，忠诚可靠，被委以宫廷禁卫和北部边防的重任。
嬴政会定期召见这些将领，亲自询问军队的训练、装备、粮草情况，甚至会对一些具体的战术布置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让将领们感受到君王的重视与信任，同时也让他们明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中。
朝堂之上，格局已然一新。
再也没有那个可以立于御阶之下、与秦王几乎平起平坐的“仲父”。百官肃立，秩序井然。奏事之时，所有人都直接面向那高高在上的王座，言辞谨慎，态度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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