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石娃于骊山陵那深不见底的地穴中，如同鼹鼠般在黑暗与死亡的威胁下挣扎求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皇帝的死后“宇宙”添砖加瓦之时，在帝国广袤疆域的另一个角落，另一场同样残酷、只是形式不同的“收割”，也在无声地进行着。这一次，被收割的不是地下的土石，而是地上已然濒临枯竭的民力。
荀义，这位曾经因为执行焚书令而内心备受煎熬的地方小吏，如今又迎来了一项新的、让他同样感到无力和痛苦的任务。
一份加盖着郡守大印、措辞严厉的公文摆在了他的案头。内容很简单，也很沉重：为保障渭南阿房宫工程所需，限期内，本郡需上缴巨木五百根（需两人合抱之木），巨型石料三百方（需符合特定规格）。任务层层分解，最终，荀义所在的县，尤其是他负责的几个乡，摊派到了相当可观的份额。
看着公文上那些冰冷的数字，荀义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阿房宫……他远在地方，也听闻过那是个何等宏大的工程，据说要“上坐万人，下建五丈旗”，还要“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光是想象一下，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而支撑这匪夷所思梦想的，却是他们这些底层官吏必须去搜刮的、实实在在的民脂民膏。
“荀令史，此事……拖延不得啊。” 县丞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中带着同病相怜的无奈，“郡里催得紧，说是陛下亲自关注的工程。完不成任务，你我都吃罪不起。”
荀义还能说什么呢？他只能默默地收起公文，找到负责具体执行的乡啬夫（乡一级的小吏），两人相视苦笑，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疲惫和一丝隐藏的绝望。
第二天，荀义和乡啬夫，带着几个同样无精打采的差役，骑着瘦骨嶙峋的驿马，再次踏上了下乡“催科”（催征赋税或力役）的路。这条路，他们近年来走得越来越频繁，心情也越来越沉重。
目的地是一个位于山坳里的村庄。几年前，荀义刚来此地任职时，这个村子虽然贫穷，但至少还有些生气。田间地头能看到精壮汉子劳作的身影，村子里能听到孩童嬉戏打闹的声音，傍晚时分，家家户户的烟囱里也会冒出虽然稀薄却代表着希望的炊烟。
然而，这一次，当他们走进村子时，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令人心酸的死寂与破败。
村子里几乎看不到一个青壮年男子。田地里，只有几个佝偻着背、白发苍苍的老者，在用几乎磨秃了的木犁，有气无力地翻动着板结的土地；或者是一些面黄肌瘦的妇人，背着哇哇大哭的婴儿，在艰难地薅着地里稀稀拉拉的杂草。几个半大的孩子，衣不蔽体，瘦得如同芦柴棒，睁着茫然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这群突然闯入的“官老爷”。
村里的房屋大多破败不堪，墙皮剥落，有些甚至连屋顶的茅草都稀疏得遮不住风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贫困和绝望的气息。
乡啬夫敲响了村口那面用来召集村民的破锣，声音嘶哑而空洞，在寂静的山村里回荡，却许久才稀稀拉拉地聚集过来一些老弱妇孺。他们默默地站着，眼神麻木，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早已习惯了这种任人宰割的命运。
荀义站在一块稍微高点的土坡上，手里捧着那份沉重的公文，清了清嗓子，开始宣读那千篇一律却又字字如刀的征发令。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村子上空飘荡，连他自己都觉得虚弱无力，仿佛不是从自己喉咙里发出来的。
“……奉朝廷诏令，为修建阿房宫，特征发民夫三十名，入山伐取巨木；另征民夫二十名，前往北山采石场，开凿石料……限期一月，自带干粮工具，不得有误……”
他念着念着，声音越来越低。他不敢去看下面那些村民的眼睛。那里面没有愤怒，没有哀求，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麻木和隐藏在麻木之下的、冰冷的怨恨。他们就像一块块被榨干了水分的海绵，再也挤不出任何东西了。
一个老妇人颤巍巍地走上前，噗通一声跪倒在地，枯槁的双手抓住荀义的裤脚，声音如同风中残烛：“官爷……行行好……家里就剩下老婆子我和一个六岁的孙儿了……他爹去年被征去修驰道，至今没个音信……他娘病得起不来炕……这……这让谁去啊？让我们去吧，这把老骨头，也扛不动木头，凿不动石头啊……”
荀义的心像是被针扎了一样刺痛。他连忙想搀扶起老妇人，却发现自己的手臂也有些发抖。乡啬夫在一旁叹了口气，低声对荀义说：“荀令史，不是我们心狠，是……是实在没人了。能走的，都被征发得差不多了，不是在北边修长城，就是在南边打百越，要么就是在咸阳、在骊山……剩下的，都是些走不动的老弱病残了。”
最终，在乡啬夫连哄带吓、几乎是挨家挨户搜刮的情况下，总算勉强凑齐了五十个“民夫”。其中大半是年近半百、体力不济的老者，还有一些是身体单薄、从未出过远门的半大少年。他们默默地收拾着几乎不存在的“行装”——几块硬得像石头的干粮，几件破烂的衣衫，眼神空洞，仿佛不是去服劳役，而是走向一个已知的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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