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孟姜女在关中桑里的村口，望着北方天空，被那句“凶多吉少”的预言冻彻心扉时，她思念的丈夫范杞梁，正亲身经历着比那预言残酷百倍的人间地狱。
北疆。
这里的风，不再是关中带着谷物香气的秋风，而是如同无数把冰冷的、无形的锉刀，裹挟着砂砾，永无止境地刮过荒凉的山脊和河谷。即便是所谓的夏季，正午的日头毒辣得能晒脱一层皮，但一到夜晚，寒气便从地底、从四面八方渗透出来，直往人的骨头缝里钻。而真正的寒冬……那简直是来自九幽的诅咒。
长城工地，就蜿蜒在这片苦寒之地的山峦之间。那并非一条完整的、巍峨的“龙”，而更像是一条巨大无比的、正在痛苦蠕动的蜈蚣，无数黑点如同蝼蚁般附着其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一点点将它延长、加高、变厚。
范杞梁和他同乡的戍卒们，经过数月漫长的、如同罪犯般被驱赶的行军，抵达这里时，几乎已经脱了一层皮。而当他们真正看到这工地的全貌，听到那不绝于耳的号子声、凿石声、皮鞭声和偶尔传来的凄厉惨叫时，仅存的一点侥幸也彻底粉碎了。
这里没有营房，只有依着山势挖掘出的、低矮潮湿的土洞，或者用树枝和破毡布勉强搭成的窝棚，四面透风，晚上睡觉能看见星星（如果云层不厚的话），也能感受到雪花飘落在脸上的冰凉。所谓的床铺，就是铺着干草和破兽皮的泥地。
役夫和戍卒们（在这里，二者界限模糊，都是消耗品）衣衫褴褛，许多人的衣服早已被磨破、被鞭子抽烂，只能胡乱裹着不知从哪里捡来的破布、兽皮，甚至用草绳捆扎在身上御寒。他们面色黧黑，眼神麻木，如同行尸走肉般，在监工（多是神情凶悍、手持皮鞭或木棍的军吏）的呵斥与驱赶下，进行着永无休止的劳役。
开山！用最原始的铁钎、木槌，甚至是用火烧水激的方法，将坚硬的岩石一块块崩解下来。
采石！将崩下的巨石敲打成大致规整的石块，或者烧制城砖。
搬运！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喊着号子，用滚木、绳索，将沉重的石料、土方，沿着陡峭的山坡，一步步挪到指定位置。
垒砌！按照工师（技术指导）的要求，将石块、城砖用黄土、石灰（如果有的话）粘合，垒成墙体。
日夜不休！工期紧得像勒在脖子上的绞索。白天是烈日的炙烤和监工的皮鞭，晚上则是火把和月光下的继续劳作，稍有怠慢，轻则鞭打，重则砍头示众，以儆效尤。
范杞梁这个文弱书生，在这里成了最不合时宜的存在。他单薄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如此高强度、野蛮的体力劳动。搬运石料，他踉踉跄跄，几次差点摔下山崖；抡锤凿石，虎口震裂，鲜血淋漓，效率却抵不上别人的十分之一。
“没吃饭吗？废物！”
“快点儿！磨蹭什么？想挨鞭子是不是？”
监工的呵斥和鞭子，如同雨点般落在他身上。那身新婚时还算体面的麻衣，很快就被抽成了布条，混合着血污和泥泞，黏在伤口上，每一次动作都带来钻心的疼痛。
同乡范喜，那个在村口叹息的汉子，是个憨厚耿直的农家子弟，有一把子力气。他看范杞梁实在可怜，总是默默地在旁边帮衬着，在他力竭时偷偷搭把手，在他挨打时尽量用身体挡一下，分食物时也多掰一小块干硬的、能砸死人的麸饼给他。
“杞梁哥，你是读书人，跟我们不一样，得咬牙挺住啊……”范喜只会用最朴实的话安慰他。
一次休息的间隙（短暂得如同错觉），一个头发花白、脸上布满冻疮和皱纹，眼神浑浊得像结了冰的老役夫，悄悄挪到他们身边。他在这工地已经待了快十年，是个“老资格”的活死人。
“后生，”老役夫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看你这样，撑不了多久的。”
他指了指那望不到头的工地和如同蚂蚁般忙碌的人群：“省点力气，学着点儿。搬石头，腰要塌，腿要稳，用巧劲儿，别傻乎乎硬扛。看见监工过来，手里动作快点，脸上表情痛苦点，他们反而觉得你卖力……”
他絮絮叨叨地传授着在这地狱里苟延残喘的“技巧”，最后，望着远处那蜿蜒的、吞噬了无数生命的灰色墙体，幽幽地叹了口气，那叹息声轻得像一阵风，却带着地狱深处的寒意：
“我在这儿……十年啦。见过的人，比这山上的草还多。来一波，死一波，埋一波……就像地里的韭菜，一茬一茬的。你们看这长城，雄壮吧？嘿嘿……那是用白骨垒起来的啊！底下埋的人，比墙上的砖头还多！”
这话让范杞梁和范喜都打了个寒颤，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工地上也并非全是冷酷的监工。负责这段工地的王将军，偶尔会来巡视。他年约四旬，面容冷峻，甲胄在身，自有一股肃杀之气。他治军极严，对工程进度要求苛刻，但他并非一味残暴之人。有一次巡视时，他注意到范杞梁虽然体力不济，但气质与寻常役夫不同，便随口问了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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