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值房。
钱谦益送走太子后，独自一人坐在案前，望着那堆卷宗出神。
窗外已是黄昏，暮色透过窗纸渗进来，将值房中的器物染上一层暗淡的昏黄色。他没有点灯，就那么坐着，手指搁在一卷打开的簿册上，指尖触到纸面，能感受到墨迹干透后微微凸起的纹理。
太子方才说的那句话，还在他耳边回响——
“应当追尊五帝，封三亲王。”
钱谦益的手指在簿册上轻轻敲击了两下。
五帝。太子把兴宗康皇帝和惠宗绥皇帝也算进“追尊”里了。这两位本就是皇帝，他们的帝号是被燕逆夺走的，今上要做的是恢复，而非追尊。这个区别，在礼制上是根本性的——追尊是给生前未当过皇帝的人加帝号，恢复是把被剥夺的帝号还给本就拥有它的人。太子将二者混为一谈，严格来说，是用词不当。
但他当时没有纠正。
为什么？他问自己。是因为太子是君，他是臣，不便当庭驳斥？是因为太子年轻，才二十五岁，当着礼部一众官吏的面纠正他，会让太子难堪？还是因为他潜意识里觉得，这个口误无伤大雅，反正意思到了就行？
他叹了口气，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想起了一千八百年前的一个文盲皇帝。
汉高祖刘邦。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记了一笔：“始大人常以臣无赖。”
“大人”——刘邦喊他爹刘太公“大人”。那时候刘太公还不是太上皇，只是一个被儿子蹭吃蹭喝的乡下老汉。刘邦一个文盲，不懂经史，不知道《周易》里“利见大人”的“大人”是圣德之君，不知道《论语》里“畏大人”的“大人”是天子诸侯，不知道《孟子》里“说大人则藐之”的“大人”是当权显贵。他就是随口一喊，用了他那个沛县方言里最“尊敬”的词。
然后司马迁把它写进了《史记》。
钱谦益睁开眼，望着天花板，嘴角泛起一丝苦笑。司马迁写下这句话时，心里在想什么呢？是秉笔直书，如实记录一个文盲皇帝的可笑用语？还是因为百年过去，“大人”这个词的含义已经模糊，连太史公自己也分不清了？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后来的事。
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同一个时代的人，写了一篇《大人赋》。他在赋中极力铺陈“大人”的超凡脱俗、遨游宇宙，试图把这个词的含义重新拉回到“圣王”“仙人”的层面。但没用。刘邦那一嗓子“大人”，已经像一颗钉子一样楔入了汉语的骨髓。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写得再华丽，也拔不出那颗钉子。
到了东汉，郑玄注《礼记》，面对“大人”这个词，只能捏着鼻子写下：“大人，谓天子、诸侯为政教者，或谓父母。”
“或谓父母”。
四个字，宣告了一场持续千年的溃败。一个文盲皇帝随口喊爹，把“大人”这个词从圣王的宝座上拽了下来，扔进了家常便饭的泥潭里。而郑玄，这个东汉最博学的经学家，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把两个互相矛盾的含义并列在一起，让后人自己去猜。
而现在，距刘邦喊出那句“始大人常以臣无赖”已经过去了一千八百多年。老百姓喊县官“大人”，文人写信称对方“大人”，再也没有人觉得别扭了。一个被文盲皇帝用错的词，经过时间的沉淀，竟然成了官场上的标准称谓。
钱谦益想到这里，忽然释然了。
“追”与“复”的区别，在礼制上固然重要。但语言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今日之“追尊”，或许百年之后也会像“大人”一样，变成一个宽泛的、包含“恢复”含义的通用词。他何必在这个节骨眼上较真？
更何况——他苦笑了一下——他自己方才对太子说的“恢复兴宗康皇帝、惠宗绥皇帝的帝号”，严格说来，“恢复”二字也未必精准。兴宗康皇帝是建文朝追尊的，惠宗绥皇帝是建文朝在位皇帝，他们的帝号是燕逆剥夺的，今上做的是“还”而非“复”。但若咬文嚼字到这一层，那便没完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让傍晚的凉风吹进来。他望着远处宫墙上渐次亮起的灯笼，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他决定，明日面圣时，若是陛下问起太子今日所言，他便如实禀报，但不主动纠正那个“追尊五帝”的口误。若是陛下自己发现了，那是陛下圣明；若是陛下没发现，那也是太子无心之失，无伤大雅。
次日，乾清宫西暖阁。
钱谦益奉命入对。他到的时候，赖陆正在批阅一份奏折，听到他的脚步声，没有抬头，只是说了一句：“来了？”
钱谦益躬身行礼：“臣参见陛下。”
赖陆放下朱笔，抬起头，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他脸上：“听说昨日太子去礼部了？”
“是。”钱谦益如实答道，“太子殿下奉陛下口谕，前来礼部协助核对先祖追尊事宜。”
“他看了档案？”
“看了。从建文皇帝东渡的记录开始，一直到显皇帝的生平，每一代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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