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公元1900年。
江南水乡，暮春时节。本应是草长莺飞，杨柳依依的景象，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诡异瘟疫，却如同不祥的阴霾，笼罩在绍兴府山阴县的上方。这瘟疫并非寻常的发热咳嗽，染病者先是浑身无力，继而皮肤上浮现出一种诡异的青紫色斑纹，伴随剧烈的疼痛和痉挛，最终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更令人恐惧的是，死者的尸体，并非归于尘土，而是会发生令人毛骨悚然的异变。
一时间，人心惶惶。白日里，村庄里几乎无人敢外出劳作，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入夜后，那凄厉的哭嚎声、以及某种难以言喻的、仿佛野兽般的低吼声，时常在寂静的乡野间回荡。官府虽也派了仵作和捕快前来调查，却束手无策，只能如实禀报，称此乃“奇症”，非人力可解。
在这片恐慌之中，一艘乌篷船逆流而上，缓缓驶入了山阴县境内的一条僻静水道。船上坐着两个人。船头立着一个船夫，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沉默地摇着橹。船舱内，点着一盏昏暗的防风油灯，勉强照亮了两位乘客。
其中一位，约莫三十岁上下年纪，身着一套熨帖的洋装，鼻梁上架着一副黄铜框眼镜，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英文书籍，正借着灯光细读。他面容清癯，眼神锐利，透着一股与这古朴水乡格格不入的理性与疏离。此人名叫石昌，字明远，是从西洋学医归来的年轻医生，精通西医解剖与病理。
坐在石昌对面的是他的好友，也是此次同行的向导兼翻译，名叫周生，是绍兴本地一位颇有名望的乡绅之子。周生穿着一身杭绸长衫，面色略显苍白，眉宇间带着忧虑，显然也被家乡的惨状所困扰。他正望着窗外迷蒙的雨景，叹了口气，打破了船舱内的沉寂。
“明远兄，前面就是兰若村了。这地方……唉，已经十室九空了。这次的事情，实在太过诡异，连县太爷都束手无策，你这一身西学，恐怕也……”
石昌放下书卷，推了推眼镜，语气平静却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自信：“周兄不必过虑。我虽习西洋医术，但对病理之事，无论中西，皆需探究根源。县尊既来信相邀，称此地‘怪事’不断，甚至有‘活尸’之说，想必情况已到危急关头。我身为医者，岂有见死不救之理？何况，如此奇异之症，于医学研究，亦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他顿了顿，目光投向窗外烟雨朦胧的村庄轮廓，补充道：“这‘尸变’之说，虽荒诞不经，但死而复生，或尸体异动，必有原因。或许是某种罕见的病毒，或许是中了某种奇毒，又或许是……环境因素所致。我需要亲眼所见，亲手检验。”
周生苦笑了一下：“但愿如此。只是，兰若村的老百姓，如今对‘外人’，尤其是带着‘奇技淫巧’的外人，都十分恐惧和排斥。你此行……务必小心。”
石昌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言语。他的目光深邃，仿佛已经穿透了层层雨幕，看到了那村庄里隐藏的恐惧与死亡。
乌篷船靠岸，雨势渐大。两人下了船，踏上湿滑泥泞的河埠头。迎接他们的，是兰若村村口一座歪斜破败的土地庙，庙门上贴着的驱邪符纸早已被雨水浸泡得模糊不清，更添了几分萧瑟诡异。
村子里几乎看不到人影，只有几条野狗在巷弄里游荡，发出低沉的呜咽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混杂着淡淡的、令人不安的腥臭气。偶尔有几扇窗户透出微弱的油灯光芒，但很快又熄灭了。
周生熟门熟路地领着石昌，走向村中唯一还亮着灯的地方——村东头的祠堂。祠堂大门敞开着，门口挂着两盏白纸灯笼，摇曳的烛光映照出“沉痛悼念”四个惨淡的字样。
祠堂内，挤满了幸存的村民，个个面带惊惧，窃窃私语。正中央停放着几具用白布覆盖的尸体。几位穿着粗布短褂、表情麻木的汉子，大概是村里的壮丁，守在门口，警惕地看着这两个陌生人。
周生上前，与为首的一位老者低声交谈了几句。那老者大约六十多岁，须发皆白，脸上沟壑纵横，刻满了愁苦与惊恐。他浑浊的眼睛打量了石昌一番，见他穿着奇特，神色不疑，眉头皱得更紧了。
“周家小子，不是我说你，”老者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绍兴口音，“这……这邪门事儿，你请洋鬼子来有啥用？他们懂个啥？我看呐，还是得请和尚道士来做法事，镇住那些……那些东西！”
周生连忙解释：“三伯公，这位是石先生，是从海外学医回来的上等人，有大学问。县太爷都请他来出主意了。您看，现在村里死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死人都不安生，总得想个法子啊。”
被称为三伯公的老者，浑浊的目光转向石昌，带着审视和不信任：“洋先生，你有法子？”
石昌微微颔首，语气沉稳：“在下虽不敢言包治百病，但查明病因，找出死者异变之因，或许有几分把握。可否容我先行验看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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