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出自己（五）
那条红裙子被重新塞回塑料袋深处，像封印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噩梦。出租屋的闷热一如既往，但王媚的心境却像经历了一场地动山摇。父亲的救命钱沉甸甸地压在心头，不是石头，是滚烫的炭火，是王海平那双嵌着黑泥的手递过来的、沾着汗渍的三万块。
家里的电话成了每天固定的程序。母亲的声音不再只有绝望的哭腔，添了些许劫后余生的疲惫和小心翼翼的期盼。
“媚媚，钱收到了！收到了！你爸昨天手术做完了，医生说挺顺利的……”母亲的声音哽咽着，“就是……就是腿里打了钢钉，以后怕是……干不了重活了。”
“人没事就好，妈。”王媚握着手机，站在出租屋唯一的小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钱……我会慢慢还的。”她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带着分量。
“唉，媚媚……”母亲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浓浓的心疼和无奈，“家里……家里帮不上你，还拖累你……你一个人在外面，可怎么办啊？那钱……那么一大笔……”
“妈，别想那么多。爸养好身体要紧。”王媚打断母亲，声音异常平静。她不能哭，眼泪在邮局汇出那三万块时就已经流干了。现在剩下的，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责任感。她挂了电话，看着窗外楼下那条堆满杂物的巷子，几个背着书包的孩子追逐打闹着跑过。生活还在继续，以一种她无法回避的、更加沉重的姿态。
那三万块，像一道无形的枷锁，将她和王海平紧紧拴在了一起。不是“处处看”的暧昧试探，而是赤裸裸的、冰冷坚硬的债务关系。她开始有意识地省钱，比之前更加苛刻。午餐的盒饭变成了最便宜的白米饭配一勺免费的酱油汤，晚餐依旧是清水挂面，偶尔加几片最便宜的菜叶。她甚至开始收集车间里废弃的、还能用的包装材料，卖给收废品的老头，换回几块、十几块的零钱。每一分钱，她都仔仔细细地攒着，目标明确：还债。
陈芳成了她与王海平之间唯一的纽带。王媚几次想直接联系王海平还钱，哪怕只是几百块，都被陈芳拦住了。
“媚姐，你急啥？海平哥不是说了不着急吗？”陈芳一边麻利地给电路板插件，一边小声说，“他那人实在，说一不二。你现在硬塞钱给他，他反倒觉得你看不起他，生分了。”
“可是……”王媚看着流水线上不断流过的零件，感觉自己也是其中一个，被无形的传送带推着走，“欠着这么大一笔钱，我心里不踏实。”
“唉，我懂。”陈芳叹了口气，“这样吧，过几天我老公他们工地发点生活费，我让老公探探海平哥口风？看看他最近手头紧不紧？要是他真缺钱，咱们再想办法，行不？”
王媚只能点头。她感觉自己像在走一根高空钢丝，一边是沉重的债务，一边是王海平那沉默的、带着泥土味的“仗义”，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无底的难堪。她甚至不敢细想王海平借钱时那句“本来是打算……攒着在县城看房子的”。这三万块，也许就是他全部的希望，被他毫不犹豫地挪用了。
几天后，陈芳带来了消息，表情有些复杂。
“媚姐，我老公问海平哥了。海平哥说……他手头还行，让你别急，先顾好自己和你爸那边。”陈芳顿了顿，压低声音，“不过……我老公说，海平哥最近好像更拼了，包了个小工程，天天熬通宵，人都瘦了一圈……估计是……想早点把买房的钱再挣出来吧。”
王媚的心猛地一沉，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王海平的沉默和拼命，比任何催债的话都更让她难受。那三万块，像一块烧红的烙铁，不仅烫在她心上，也烫在王海平的生活里，逼着他透支自己。
就在王媚被债务和愧疚双重挤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时，“红玫瑰婚介所”那个粉红色的噩梦，又一次不合时宜地缠了上来。电话是那个年轻女孩打来的，声音依旧是程式化的热情，仿佛从未发生过“林先生”那场闹剧。
“王媚靓女！好消息呀！红姐这次可是给你挖到宝了！一位港商！李老板！在深圳开大公司的！资产过亿的啦！就是年纪嘛，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六十出头，但人家保养得好啊，看着像五十岁！身体倍儿棒！人家就喜欢像你这样朴实本分的内地姑娘！看了你的资料，非常满意！点名要红姐安排见面呢！时间就定在下周六晚上，东莞山庄的旋转餐厅！顶级的！红姐说了，这次机会千载难逢，你一定要把握住！穿漂亮点！那条红裙子，穿起来！保证让李老板眼前一亮！”
女孩语速飞快，像在推销一件急于脱手的滞销品，根本没给王媚插话的机会。
港商？六十出头？资产过亿？东莞山庄旋转餐厅？
这些词汇组合在一起，在王媚听来，像一个更加荒诞、更加赤裸的陷阱。红姐那张涂脂抹粉的笑脸和“林先生”松弛漠然的脸重叠在一起，让她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她想起那条被塞在角落的红裙子，想起王海平递过来的那三沓带着泥土味的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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