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烈日像烧红的烙铁，无情地炙烤着干裂的大地。赵铁柱蹲在田埂上，望着眼前那片被晒得发蔫的玉米苗，胃里空得发慌，喉咙干得冒烟。赵家屯这片土地，仿佛被老天爷遗忘在了时代的角落里。
放眼望去，整个村庄被一层灰黄色的尘土笼罩。土坯房歪歪斜斜地挤在一起，屋顶上的茅草被风吹得七零八落。村中央那口老井已经干涸了大半，每天清晨，村民们都要排着长队，用绳子拴着水桶，一点点地从井底刮取那浑浊的泥水。
村路上，几只瘦骨嶙峋的土狗有气无力地趴着，舌头耷拉在外面，连吠叫的力气都没有。几个光着屁股的孩童在尘土中追逐打闹，他们的肋骨根根可见，大大的眼睛里却还留着这个年纪该有的天真。
铁柱，回来吃饭了！母亲虚弱的声音从土坯房里传来，被热风吹得支离破碎。
铁柱慢慢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尘土，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家走。他家的土坯房比别家的还要破旧，墙皮大块大块地脱落，露出里面的黄土坯。一进门就闻到一股霉味和贫穷的气息，屋子里阴暗潮湿，只有一扇小窗户透进些许光线。
所谓的，不过是每人半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红薯粥，外加一小块咸菜疙瘩。铁柱默默地喝着粥，眼睛不敢看对面瘦得只剩骨架的父亲。父亲的手颤抖着，几乎端不住碗。那双手上布满老茧和裂口，记录着与土地搏斗的艰辛。
柱子，明天你去趟县城吧。父亲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你大伯在建筑队缺个小工，一天能给八毛钱，管一顿午饭。
铁柱猛地抬头，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但随即又暗下来：我走了，地里活儿谁干？
地里还能有什么活儿？父亲苦笑一声，指了指窗外龟裂的土地，这旱灾再持续下去，庄稼全都得完蛋。你去城里，好歹能挣口饭吃。
铁柱低下头，心里五味杂陈。他既渴望走出这片贫瘠的土地，又害怕陌生的城市。母亲默默收拾着碗筷，背过身去擦眼泪。铁柱注意到母亲的衣服上又多了几个补丁，心里一阵酸楚。
那晚，铁柱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辗转难眠。十八年来，他去县城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都是匆匆去匆匆回。窗外，蝉鸣声嘶力竭，仿佛也在为这难熬的夏日哀鸣。他能听到隔壁传来邻居家孩子的哭声，那孩子才五岁，已经饿得皮包骨头。
铁柱想起小时候，村里来了个城里人，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皮鞋锃亮。那人看着村民们住的土坯房，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那一刻，铁柱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自卑。从那时起，他就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走出这个穷山沟，让爹娘过上好日子。
第二天天还没亮，母亲往他手里塞了最后半块玉米饼和皱巴巴的五毛钱，那是家里最后的积蓄。
省着点花，到了城里听大伯的话，别惹事。母亲红着眼眶嘱咐道，声音哽咽。
铁柱点点头，把那个轻飘飘的布包甩到肩上——里面只有两件打补丁的衣服和一双磨破底的布鞋。他走出村口时，没敢回头，怕看见父母伫立在风中的身影，更怕自己会忍不住跑回去。
步行三十里山路，搭上一辆拖拉机，再走十里地，当铁柱终于看到县城边缘那些低矮的楼房时，已是下午时分。他摸着口袋里早已被汗水浸湿的五毛钱，肚子饿得咕咕直叫。
县城比记忆中的更加喧嚣，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偶尔还有汽车呼啸而过，扬起一片尘土。路两旁是灰扑扑的砖房，墙上刷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标语。小贩的吆喝声、自行车的铃声、人们的交谈声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陌生而令人不安的喧闹。
铁柱小心翼翼地沿着路边走，生怕撞到什么人。他闻到了路边小吃摊传来的香味，肚子不争气地又叫了起来。他捏了捏口袋里那五毛钱，看着摊位上金黄色的油条和白花花的馒头，咽了口唾沫，最终还是继续往前走。那五毛钱是他最后的依靠，不能轻易花掉。
按照父亲说的地址，他找到了城西的建筑工地。工地上尘土飞扬，搅拌机轰隆隆地响着，工人们像蚂蚁一样忙碌着，扛水泥、搬砖头、推小车…这里的繁忙与赵家屯的死气沉沉形成了鲜明对比。
找谁呢？门口一个戴着安全帽的人拦住了他，那人满脸不耐烦。
铁柱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用带着浓重乡音的话回答：我找我大伯，赵金山。声音小得几乎被工地噪音淹没。
那人打量了他一番，朝他喊道：大点声！没吃饭啊？眼神里带着城里人看乡下人时特有的轻蔑。
我找赵金山！铁柱提高声音，脸涨得通红。他感到自己的土布衣裳在这个环境中格外扎眼，脚上的破布鞋也让他自惭形秽。
那人这才朝里面喊了一嗓子：老赵，有人找！
不一会儿，一个黝黑精瘦的中年男人小跑过来，见到铁柱，愣了一下：铁柱？你怎么瘦成这样了？赵金山皱着眉头，拍了拍他的肩膀，家里又断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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