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的冲天火光与震天喊杀声，终究是熄灭了。黄河以南的广袤土地上，硝烟渐渐散去，只留下满目疮痍的战场、堆积如山的尸骸，以及空气中经久不散的血腥与焦糊气息。曹操，这位乱世枭雄，站在曾经属于袁绍的中军大帐旧址上，眺望着北方滚滚东流的黄河水，心中并无太多胜利的狂喜，反而充满了对未来的审慎与凝重。他知道，一场战役的结束，仅仅意味着另一场更为复杂、漫长的征途的开始。袁绍虽败，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河北四州，地广人稠，根基深厚，绝非一战可定。
建安五年冬末至建安六年初，官渡至许都。
曹操并未因大胜而冲昏头脑。他深知，当务之急是巩固胜利果实，消化战利品，稳定新占领的河南兖州、豫州部分区域，并恢复因长期战争而凋敝的民生。他做出了清醒的战略部署：
肃清战场，稳定前线： 留下大将夏侯渊、曹仁等，清扫官渡战场，处理降卒（坑杀七万降卒的残酷决定便是在此背景下做出，以绝后患并震慑河北），修复营垒，巩固在延津、白马等黄河渡口的防线，密切监视河北动向，防止袁军反扑。
凯旋许都，挟威固权： 曹操亲率主力，押解着缴获的无数辎重、图书典籍以及部分俘虏（如袁绍谋士沮授，不屈而死），浩浩荡荡返回许都。这场辉煌的胜利，极大地巩固了他在汉廷内部的权威，献帝刘协不得不再次下诏，晋封曹操为丞相，总揽朝政，权势熏天。曹操借此机会，进一步清洗朝中潜在的反对势力，将权力牢牢掌控在手。
论功行赏，整顿内务： 大赏有功将士，提拔于禁、乐进、徐晃、张辽等战将，尤其厚待阵前投降的张合、高览，示以宽宏，收揽人心。同时，采纳荀彧、程昱等人建议，在控制区内大力推行屯田，招抚流亡，减轻赋税，以期尽快恢复国力。
然而，曹操的目光，始终未曾离开过黄河以北那片广袤的土地。他派出大量细作，密切关注着邺城的一举一动。
河北，邺城，大将军府。
与许都的论功行赏、气象更新截然相反，此时的邺城，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与末日降临的恐慌之中。兵败的消息如同瘟疫般传回，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将军府，如今门可罗雀，往日的车水马龙被一种死寂所取代。
寝殿内，药石的气味浓重刺鼻。袁绍躺在锦榻之上，面色蜡黄，眼窝深陷，昔日雄主的风采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被病痛和失败彻底击垮的老人模样。自官渡吐血昏厥被亲随拼死救回邺城后，他便一病不起，病情时好时坏，但精神的垮塌远比身体的病痛更为致命。
“呃……呃……” 袁绍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时，他会死死抓住榻边谋士审配的手，双目圆睁，嘶哑着追问：“吾之将士……吾之粮草……乌巢……曹操……” 言语混乱，充满了不甘与悔恨。糊涂时，则喃喃自语，时而呼唤着早已死去的颜良、文丑的名字，时而痛骂郭图、审配误事，时而又哀叹为何不听田丰、沮授之言。
审配、逢纪等留守邺城的谋士，以及袁绍的妻子刘氏，日夜守候在侧，但面对主公油尽灯枯的状况，皆是束手无策，唯有相对垂泪。请来的名医，皆摇头叹息，言道：“大将军此乃心病，郁结于肝，怒急攻心，非药石所能及也。”
内部的裂痕，在袁绍病重之际，迅速扩大。
最大的隐患，来自于继承人问题。袁绍有三个成年的儿子：长子袁谭（字显思）、次子袁熙（字显奕）、三子袁尚（字显甫）。袁绍一直偏爱相貌俊美、性情更像自己的小儿子袁尚，有心废长立幼，但碍于礼法，迟迟未正式宣布。刘氏亦宠爱袁尚，时常在袁绍耳边吹风。如今袁绍病危，继承人之争顿时浮出水面，成为悬在河北集团头顶的一把利剑。
以审配、逢纪为首的一派，支持袁尚。他们与刘氏关系密切，认为袁尚聪慧，能继父业。
而以辛评、郭图（虽在官渡有责，但势力仍在）为首的另一派，则支持长子袁谭，认为立长乃古制，可定人心。
双方在袁绍病榻前尚且维持表面和平，背地里却已是剑拔弩张，各自拉拢将领，布置党羽，邺城上空暗流汹涌。
被囚禁的谋士田丰的结局，更是为这幕悲剧添上了一抹凄凉的色彩。有狱吏敬佩田丰之才，知袁绍兵败，偷偷告知田丰：“主公不用君言，果有今日之败，他日必会重新重用先生。” 田丰却惨然一笑，看得无比透彻：“若主公战而胜，喜而释我，或可活命。今军败羞惭，吾其死矣。” 果然，袁绍退回邺城后，审配等人恐田丰得势，进谗言说田丰在狱中闻败大笑。病榻上的袁绍羞怒交加，当即下令将田丰处死。一位刚正不阿的智者，最终未能逃脱悲剧的命运。
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夏五月，邺城。
缠绵病榻近两年的袁绍，已到了弥留之际。他似乎回光返照，眼神有片刻的清明，扫过榻前神色各异的妻子、儿子和谋士们。他的目光在袁谭、袁尚脸上停留片刻，嘴唇翕动，似乎想说什么，关于继承人的最终决定，或许就在嘴边，但最终，化作了一声悠长而沉重的叹息，包含了无尽的悔恨、不甘与忧虑。随即，头一歪，溢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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