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七年，暮春。阴丽华的葬礼，在一种刻意维持的、疏离的哀荣中有序进行。
郭圣通没有让这件事占据自己太多心神，却牢牢掌控着每一个环节。规格依“贵人”礼制，比普通妃嫔略高，但又远不及皇后。灵堂设在西宫偏殿，素幡白帷，香火不绝，却莫名透着一股空旷的冷清。前来吊唁的命妇朝臣不算少，但多是礼节性的露个面，真正面露悲戚的，除了阴家亲族和几个南阳旧臣，寥寥无几。
这正合郭圣通之意。她要的，就是这种“合乎礼法、无可指摘、但绝不煽情”的效果。葬礼本身，成了她展示皇后权威与掌控力的舞台。尚宫局的每一项开支，礼官拟定的每一个仪程，甚至阴家亲眷入宫守灵的时辰与规制，最终都需呈报椒房殿，由她朱笔轻点，或增或删，定下最终章程。
刘秀在发丧当日露了一面，在灵前站了约莫一刻钟。他穿着素服，脸上没什么表情，只依礼上了香，对跪伏在地、悲泣不止的阴识兄弟说了句“节哀”，便转身离开了。那背影在郭圣通看来，甚至有些如释重负的匆忙。旧情或许有，但更多的，恐怕是终于了结一桩麻烦事的轻松。帝王的心，在江山与权柄面前，留给儿女情长的角落本就逼仄，何况是早已蒙尘的旧情。
太子的表现，则让郭圣通颇为满意。刘强一身素服，在灵前执礼甚恭，一举一动皆合乎典范。他依照郭圣通的教导，对阴家人说的也是那句“父皇哀恸，万望节哀，保重身体为要”，将焦点始终引向对皇帝的体贴。少年郎面容肃穆，姿态沉稳，已有几分未来君主的威仪雏形。这一幕落在许多前来吊唁的朝臣眼中，自然又成了“太子仁孝知礼”的佐证。
葬礼期间，那位新入宫的阴美人成了最尴尬的存在。她被郭圣通“体贴”地安排在灵侧，以“未亡人亲眷”的身份答谢吊客。小姑娘穿着过大的丧服，哭得眼睛红肿，更多是出于对陌生环境与沉重气氛的恐惧。她就像个精致的傀儡，被摆在那个位置上，展示着皇后对阴家“额外的恩恤”，自身却无丝毫存在感。郭圣通偶尔投去一瞥，目光平静无波。这个“变量”至今未曾脱离预设的轨道，很好。
然而，葬礼的尘埃尚未落定，新的风声已悄然吹动。
母亲“郭主”再次递信入宫，语气比以往凝重了几分。信中提到，阴丽华下葬后，阴识兄弟闭门谢客数日，但南阳籍的几位官员，以及一些与阴家过往甚密的勋贵子弟，往来却似乎更密了。更有传言，阴家老夫人悲痛过度，病倒在床，口中时常喃喃，提及“我儿苦命”、“天不睁眼”云云。真定郭氏在洛阳的眼线甚至捕捉到一些极其隐晦的流言，似有重新翻炒当年“皇子夭折疑云”的迹象，只是这次更加飘忽，更难以抓住源头。
“阴家丧女之痛，心有不甘，也是人之常情。”郭圣通阅毕，将帛书就着烛火点燃，看它化作一缕青烟，“只是这‘不甘’，若只是关起门来痛哭，倒也无妨。若想借着这‘不甘’生出别的事端……” 她眼底掠过一丝冷意。阴丽华活着时，是扎在刘秀心里的一根刺，也是悬在郭圣通头顶的一把未必落下的剑。如今她死了，这根刺拔了，但这把剑的阴影，似乎并未完全消散，反而可能以另一种更不可控的方式，由她的家族挥动。
这让她为太子联姻的决心更加坚定。必须尽快给刘强找到足够分量的岳家，构建起一道能威慑任何潜在挑战的屏障。
机会来得比她预想的稍快一些。
葬礼过后不久，刘秀似乎为了冲淡宫中的晦气，也可能是为了安抚近来有些波动的功臣情绪，在宫中设了一场小范围的家宴，受邀的多是如邓禹、耿弇、吴汉这般最核心的从龙旧臣及其家眷。
宴设于清凉殿，气氛比朝堂轻松，又不失皇家礼数。郭圣通作为皇后自然在座，她今日装扮得格外端庄温和，既不失母仪天下的威仪，又带着几分亲近臣僚的随和。太子刘强亦在席间，座位仅次于帝后，与几位功臣子弟同席。
酒过三巡，气氛渐活络。刘秀显然心情不错，与邓禹等人忆起当年峥嵘岁月，感慨万千。郭圣通含笑听着，适时为刘秀布菜斟酒，偶尔插言一两句，总能引着话题走向对当下局面的积极展望，或是对功臣们劳苦功高的感念，言辞恳切，令人如沐春风。
她的目光，则不时掠过席间那些年轻一辈。邓禹次子邓训，与刘强年龄相仿，举止稳重，言谈有物；耿弇的侄子耿秉，英气勃勃，眼神清亮；吴汉的外甥年纪稍小，但也虎头虎脑，不乏将门虎子的气概。这些少年郎围着刘强，虽恪守君臣之礼，但眉眼间的交流已显得熟稔自然。显然，郭圣通之前鼓励的“太子伴读”交往，已初见成效。
宴至中途，邓禹的夫人，一位气质雍容的诰命，起身向帝后敬酒。郭圣通亲切地与她交谈了几句，自然而然地，话题便转到了儿女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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