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汽车像一只疲惫的甲虫，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颠簸。
车厢里塞满了人，混杂着汗味、烟草味和各种行李的味道。
孙大成靠着车窗，窗外的景物单调地向后掠去，从平原变成了丘陵，又从丘陵变成了连绵不绝的大山。
山是光秃秃的，树木像是被谁用梳子刮了一遍，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根，顽固地戳在黄土里。
他怀里揣着王玉霞塞给他的布包，里面有钱，有粮票，还有那两张盖着鲜红印章的介绍信。
一张是柳树湾大队的，一张是杨柳公社的。王玉霞到底还是说服了刘翠花，那个曾经女子护院队的队长，如今已经是公社副书记，盖个章不难。
可孙大成心里一点也不踏实。他离开柳树湾已经两天了。
这两天里，他脑子里反复出现的，不是尹其怀那张愁苦的脸，也不是食堂里那锅能照见人影的稀粥，而是黄四郎信上那五个字——“教官，救我！”。
那小子桀骜不驯的样子还印在眼前，怎么就会写出这样绝望的信？
石山县，福山公社，青龙大队，郭村……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能把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浑小子逼到这个地步？
汽车开进石山县城，又换乘去福山公社的班车。那车更破，走起来像要散架。到了福山公社，已经没有去青龙大队的车了。
孙大成找人一打听，才知道还要走三十多里的山路。
他没歇脚，就着水壶里的凉水啃了两口干粮，迈开双腿，一头扎进了群山之中。
此时的郭村，炊烟寥落。这是一个嵌在山窝里的小村子，贫穷和闭塞像一层厚厚的灰尘，覆盖着这里的每一片屋瓦。
黄四郎挑着一担满满的粪桶，走在窄窄的田埂上。粪桶很重，压得扁担深深地陷进他瘦削的肩膀，发出“嘎吱嘎吱”的呻吟。
他身上的衣服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沾满了泥浆和污渍，两条裤腿一高一低地卷着，露出细得像竹竿一样的小腿。
两年前，他还是个皮肤白净、眼神里带着一丝傲气的青年。
可这两年的“再教育”，磨平了他所有的棱角。他如今二十三岁，正是最好的年纪，可镜子里那张脸，黑瘦得像个小老头，只有一双眼睛还残存着不甘。
村里的女人看他的眼神很奇怪，像看一块案板上的肉，带着毫不掩饰的欲望，却又夹杂着鄙夷。
她们馋他的身子，却没人愿意嫁给他。地主的儿子，成分太坏，谁沾上谁倒霉。
直到半个月前，大队支书郭振海找到了他。
郭振海是郭村的土皇帝，说一不二。他背着手，像审犯人一样上下打量着黄四郎，然后从鼻孔里哼出一句话：“黄郎子，我瞧你也不小了，给你寻门亲事吧。我那个三女儿，郭伦兰，配你，算是抬举你了。”
黄四郎当时就愣住了。郭伦兰？那个名字在村里的小孩嘴里，是能止住哭声的存在。他见过一次，就那一次，让他连着做了好几晚的噩梦。
说是秃子吧，她头顶光溜溜的，像个剥了皮的鸡蛋，可四周又长着几圈稀疏枯黄的毛。
一张脸黑得像锅底，还一层层地起皮。最吓人的是那张嘴，两片厚唇包不住一口又大又黄的龅牙，一笑起来，像是要吃人。更让人不敢细看的是她的手，十根手指的指尖都肿着，像是里面包着一包脓，不知道是什么怪病。
“不！我不同意！”
黄四郎几乎是吼出来的。他宁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愿意每天对着那样一张脸。
郭振海的脸当场就沉了下来，三角眼一眯，透出凶光：“你个地主崽子，别不识抬举！我女儿嫁给你是你的福分，你还敢挑三拣四？我告诉你，这门亲事，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
黄四郎梗着脖子，死活不松口。
从那天起，他的日子就变成了地狱。队里最脏、最累的活，全都派给了他。
挑粪、掏大粪坑、去最远的山坡上开荒，一件接着一件，不让他有喘息的机会。
食堂打饭的时候，给他掌勺的总是郭振海的侄子，别人碗里好歹还有几粒米，他的碗里，永远是清汤寡水，连野菜叶子都比别人少几片。
他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黑，挑着担子走路都打晃。
村里人看着他，眼里都是同情，可没人敢帮他说一句话。在郭村，得罪了郭振海，就等于断了活路。
黄四郎终于撑不住了。他不想死，更不想娶那个郭伦兰。
他想过给他爹黄仁海写信，可他知道没用，他爹自己都夹着尾巴做人，哪里管得了几百里外一个土皇帝？
绝望中，他想到了一个人。那个在柳树湾教他拳脚，身上总有一股说不出的狠劲和义气的男人。
孙大成。他的教官！
于是，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写下了那封求救信。寄到王玉霞的学校，是他能想到的最快的办法。他不知道信能不能送到，也不知道孙大成会不会来。这就像一个溺水的人，胡乱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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