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8日，香港，九龙仓码头。
海风从维多利亚港灌过来，带着一股咸腥的水汽和柴油发动机的尾气。李祖站在码头边缘，脚下是水泥地面上积的一层薄灰，被风一吹，打着旋飘起来又落下去。他今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夹克，领口竖起来挡风，双手插在口袋里，眼睛盯着远处海平面上那艘正在靠岸的邮轮。
克利夫兰总统号——白色的船身在午后的阳光下反光，船舷上能看到几个黑点一样的人影在走动。
陈学文站在他旁边，手里夹着烟，没抽，就让烟在指间燃着，烟灰积了一截。他侧过头看了李祖一眼，说了一句：来了。
李祖了一声，没动。
他等了大约半个小时，舷梯架好，旅客开始下船。第一批下来的是普通乘客，拖着行李箱，戴着礼帽或者围巾，神色疲惫但松弛——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趟漫长的旅行结束了。第二批下来的人明显不同：有几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走在前面开路，后面跟着一对中年夫妇，男的穿着深灰色西装，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眉宇间有一种长途跋涉后的倦怠和警惕；女的穿着素色旗袍，外面罩着一件呢子大衣，怀里抱着一个五岁左右的女孩，手里还牵着一个七岁左右的男孩。
钱先生。蒋夫人。
李祖在报纸上见过钱先生的照片，但真人比照片上瘦，颧骨更高一些，眼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不像学者，像军人——警觉、锐利、随时在评估周围环境。蒋夫人倒是很平静，低头跟女儿说着什么，小女孩把脸埋在母亲肩头，只露出一双乌黑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码头。
然后李祖看到了他父亲。
芬恩从舷梯上走下来的时候，李祖差点没认出来。
不是因为样子变了——红白参半的头发还是那样，绿眼睛还是那样，下巴上的线条比上次见面时更硬了一些。让他差点没认出来的是那身行头。芬恩穿了一件深黑色的长款风衣，风衣下摆被海风吹得往后飘，腰间右侧隐隐隆起一块——那是枪。他脖子上围着一条灰色围巾，围巾的一角被风吹起来，露出里面那件深色西装的外套。他身后跟着两队人：一队是十几个穿黑色制服的黑水安保队员，个个戴着墨镜，腰里别着家伙，站位散而不乱，把邮轮出口到码头出口的那段路封成了一个扇形；另一队是七八个穿便装但站姿笔挺的男人，李祖一眼就看出他们是洪门子弟——那种精气神，那种走路时脚掌落地的力度，跟他在香港见过的所有洪门兄弟一样，但比他们更肃杀，像是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老兵。
这阵仗，李祖只在芬恩当年护送西奥多·罗斯福的时候听说过。 富兰克林都没享受过这种待遇——芬恩连富兰克林坐轮椅去华盛顿都只是陪着，没带过一队荷枪实弹的人。
钱先生一家走到码头地面上，芬恩走在他们侧后方半步的位置，一只手插在风衣口袋里——李祖知道那不是口袋，是枪套。他的目光扫过四周，像雷达一样一格一格地覆盖每一个角落：停着的车辆、远处的仓库屋顶、码头出口那排柱子后面。他的动作很轻，但每一个细微的调整都让身后的安保队员跟着动一下。
李祖迎上去。芬恩看到他，脸上那层紧绷的防线稍微松了一点点，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但眼睛没离开周围的动静。
李祖走到他面前，声音不大。
芬恩这才把目光从远处收回来，落在李祖脸上。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儿子，点了点头：长高了。
然后他侧过身，把钱学森夫妇引到李祖面前：这位是钱钱先生，这是我儿子，李祖。
钱先生伸出手，李祖双手接住。那只手很瘦，指节粗大，掌心有常年握笔留下的茧子，但握力不弱。钱学森看着李祖，眼神里有一丝探究——他在打量这个芬恩的儿子到底是个什么人。
三太子。钱先生开口了，声音不大，带着一点江浙口音，久仰。
李祖愣了一下。他没想到钱先生知道他。他不知道芬恩在船上跟钱先生聊了多少关于自己的事，但他从钱学森的眼神里读出了一种我知道你是谁，我也知道你父亲为你做了什么的了然。
钱先生客气了。李祖说，车在外面等，我们先离开码头。
结志街，美记洋行隔壁的那家茶餐厅。
芬恩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四个空碟子——四碗叉烧饭，全部吃完了。他端起第五杯奶茶，用吸管吸了一大口，喉结滚了一下，放下杯子的时候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是刚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李祖坐在对面，看着他吃。芬恩的吃相不算难看，但速度快得惊人，每一口都像是怕有人抢。李祖见过他父亲在很多场合吃饭——在白宫的国宴上用刀叉，在马掌望台的壁炉前用手抓烤肉，在茶馆门口的烂肉面摊前狼吞虎咽——但今天这顿饭的吃法，让他想起了小时候在家，芬恩从外面回来饿了一整天，坐在餐桌前把盘子里的东西一扫而空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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