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如今已改名为“天父殿”的养心殿内，檀香与墨汁的气味混合在一起。雍正天王端坐于御案之后，案头摊开的并非寻常奏章，而是一份用朱笔细细批注过的教义文稿。他眉头微锁，目光扫过侍立一旁的几位心腹——既有眼神狂热的原太平军师帅，也有面色谨慎、新近投靠的落魄文人。
“如今大局初定，然兵饷、粮草、百官俸禄，处处需钱。”雍正缓缓开口，声音在空旷的殿宇中回荡，“向‘上帝选民’（八旗）加征，无异自毁长城。前明加征‘三饷’以致天下沸腾，殷鉴不远。我等既承天父上帝之命，革新气象，这理财之法，也当时新。”
那位落魄文人上前一步，躬身道：“天王，或可效法……前朝故事，开捐纳之例？”他指的是卖官鬻爵。
旁边的太平军师帅立刻反驳：“不可！我‘上帝教’涤荡污浊，岂能再行此藏污纳垢之事？当另辟蹊径，既要合乎教义，又能聚敛…筹集款项。”
雍正眼中精光一闪，手指轻轻敲打着那份教义文稿：“尔等可知，人生而有‘原罪’？此乃世间一切苦难、纷争之根源。天父上帝悲悯世人，特赐下救赎之道。”他顿了顿，环视众人，“朕，蒙天父恩召，为世间唯一真神之次子，自有代天宣化、救赎世人之责。”
他拿起朱笔，在文稿上添了几行字，语气变得愈发肃穆：“今，朕承天父意志，颁行‘赎罪券’。此非寻常银钱之事，乃神圣恩典之凭信！士农工商，贩夫走卒，乃至下九流之辈，凡我治下信众，皆可凭此券，洗涤与生俱来之‘原罪’，求得天父宽宥与庇佑。”
他详细阐释了这“赎罪券”的“妙处”：它不同于苛捐杂税，乃是引导信众向善、表达虔诚的途径。购买此券，不仅是尽一份“信徒的本分”，更是为自身及家人积攒“天国的福报”。富者多购，可显其心诚，泽被后世；贫者少买，亦是一念之诚，蒙神悦纳。即便是那操持贱业、被视为罪孽深重之人，只要诚心购买，死后亦可凭此券免去一切罪过，得入天国享福。
“此乃天父无边慈爱之体现，全凭信众自愿，心诚则灵。”雍正最后强调，嘴角勾起一丝难以察觉的弧度，“即刻拟旨，布告天下。着各地宣讲所详加阐释，务使万民知晓此天恩浩荡。”
诏书很快以华丽的辞藻和严密的（扭曲的）教义逻辑写成，加盖了“上帝次子”的金印，快马发往各地。在北京城刚刚恢复营业的茶馆酒肆中，在新设立的“上帝教”宣讲所前，人们第一次听说了这既能“赎罪”又能“积福”的神圣恩典，反应各异，有好奇，有疑虑，也有几分在乱世中寻求心灵慰藉的渴望。谁也没有意识到，这看似“自愿”的神圣恩典，即将成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一道沉重枷锁。
起初，“赎罪券”的推行还带着几分试探。北京城里的几家大户，抱着破财免灾、甚至是讨好新朝的心态，率先掏钱购买。他们得到的是一张印制精美、盖有“上帝次子御玺”的纸券，以及宣讲所教士一句高深莫测的“上帝保佑你”。
但这股“自愿”的风气还没吹出北京城，就在各级官吏手中迅速变了味。
新的征税班子很快搭建起来，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留任的原清朝户部小吏，他们熟稔地方户籍钱粮；二是一些急于在新朝展现价值的落魄文人，负责文书造册；三便是新晋的“上帝教”教士，他们很多是原寺庙道观的僧道，或是些识几个字的市井之徒，经过几天紧急教义培训便走马上任，负责给强征行为披上神圣的外衣。
这帮人揣着盖有大印的公文和空白的赎罪券册簿，如同嗅到血腥味的蝗虫，扑向了城乡各地。他们的手段，可谓是软硬兼施，步步紧逼。
在城镇里，他们先找上各行会的会首、各大商号的东家。
“王会长，您可是咱们城里商界的翘楚，得给大伙儿做个表率啊！”税吏笑眯眯地摊开册子，“您看，根据您行会下各商号的规模，我们初步核算，您这会首，至少得带头认购这个数……”那数字往往让人眼前一黑。
旁边的教士立刻接话，语气悲悯：“钱财乃身外之物，赎清罪孽，方得永生。王会长，这可是为了您和行会所有同仁的灵魂着想啊！”
若有人面露难色，想讨价还价，税吏的脸色立刻就沉下来：“怎么？王会长是觉得自己的罪孽不够深重，还是对天王、对上帝的诚心不够？” 一顶“心不诚”或“蔑视上帝”的大帽子扣下来，轻则生意受阻，重则可能被查抄。商人们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对待乡间的土财主和小门小户，手段就更直接了。
征税小队直接下乡，由熟悉本地情况的里正、保甲领着，按图索骥。他们不再提“建议”，而是直接“核定”罪孽。
“李老财，你家有地两百亩，长工十个，这平日里收租放贷，逼得人卖儿卖女，罪业不小啊！按天王颁下的《赎罪章程》，你这等家业，需认购赎罪券五十两！”税吏敲着算盘，语气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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