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笼罩酒店房间。
沈瑶纤细的手指捏着准备寄给父亲的卢浮宫明信片，油画的复制品在指尖泛着微光。
光洁的窗玻璃映出她的侧影。
高高挽起的发髻露出修长的天鹅颈，身上那件看似随意的丝质家居服。
现在的沈瑶，优雅、干练、沉静，从容。
与记忆中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在县城狭小街道上穿梭的瘦弱女孩，早已判若两人！
手机屏幕幽幽亮起，打断了她的沉思。
母亲李红梅发来的消息，依旧是那种带着浓浓方言味的口吻：“瑶瑶啊，到法国了吧？
那边天气冷不冷啊？
衣服带够了没？
别冻着了！”
沈瑶没有立刻回复。
明信片被她轻轻放下，她转身走向书桌，从精致的皮质钱包夹层里，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已经泛黄的旧照片。
照片上的她才十五岁，站在县城文化馆斑驳的红砖墙前，蓝白相间的校服洗得有些褪色，袖口还磨出了毛边。
她的笑容带着一丝怯生生的羞涩，又有一点掩饰不住的骄傲！
身旁，是笑容憨厚木讷的父亲沈建国，穿着他万年不变的灰色夹克；
另一边，则是妆容略显浓艳，烫着时髦卷发的母亲李红梅，正咧着嘴笑得一脸灿烂。
这是她拿到全县最好的高中录取通知书那天拍的，父母脸上的喜悦，几乎要从那张小小的照片里溢出来。
纯粹的、不加掩饰的骄傲，是这个小家庭里最隆重的盛事。
沈瑶的父亲沈建国，是县文化馆里最不起眼的一个职员。
一辈子勤勤恳恳，没当过芝麻大的领导，也没犯过任何错误。
每天雷打不动，骑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老旧二八大杠自行车上下班，领着一份刚好够温饱，却绝对与富裕绝缘的工资。
这辈子做过最惊天动地、最出格的一件事，大概就是在二十五岁那年，毅然决然地与嫌弃他窝囊没本事的前妻离了婚！
然后顶着全家上下的巨大压力，娶了当时在县城里“赫赫有名”的“小太妹”李红梅，也就是沈瑶的母亲。
沈瑶还记得，小时候，奶奶总是当着她的面，指着父亲的鼻子数落：“建国啊建国，你真是瞎了眼！
给你介绍了那么多身家清白、工作体面的好姑娘，你一个都看不上，偏偏要去招惹一个街面上混的野丫头！
我们老沈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每当这时，父亲总是低着头，闷声不吭，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母亲李红梅，则会一言不发地躲进厨房，然后厨房里便传来碗筷碰撞的叮当乱响，声音大得像是要拆了那间小屋子！
后来，沈瑶渐渐长大，从街坊邻居那些刻意压低了声音的闲言碎语中，她一点点拼凑出了父母爱情故事的完整轮廓。
母亲李红梅年轻的时候，可不是现在这个每日为柴米油盐操心的家庭主妇。
她是县城里无人不知的“红姐”，一头惹眼的大波浪红发，穿着皮衣皮裤，跟着一群骑着“鬼火”摩托的半大小子混迹街头。
抽烟、喝酒、打架、斗殴，样样都沾，是家长们口中“千万不能让自家孩子靠近”的坏典型。
但与其他在泥潭里越陷越深的小太妹不同，母亲李红梅在放浪形骸的同时，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一道底线。
她从没让那些围着她打转的男人轻易占到便宜，更没有像其他姐妹那样，年纪轻轻就搞大肚子！
当曾经一起呼啸街头的姐妹们，一个个或挺着大肚子匆匆找个男人草草嫁了，或在黑诊所堕胎后名声扫地、潦草收场时，母亲李红梅却在二十五岁那年，突然“金盆洗手”。
剪了红发，脱了皮衣，经人介绍，认识了刚刚离婚、正处在人生低谷的沈建国。
“你爸那时候啊，整个人都蔫头耷脑的。
被他前妻天天指着鼻子骂没出息，嫌他挣不来大钱。”
记得有一次，母亲喝了点米酒，脸颊微红，对着当时还在上高中的沈瑶吐露了当年的真言：“我当时就琢磨着，我看他这个人老实巴交的。
又在文化馆有份正经工作，虽然工资不高，好歹是个铁饭碗，旱涝保收。
我这样的出身，能找个吃公家饭的男人嫁了，已经算是烧高香了，哪还敢挑三拣四？”
父亲呢？
父亲又看中了母亲什么呢？
沈瑶曾经也偷偷问过父亲这个问题。
父亲沈建国总是习惯性地搓着手，脸上露出那种特有的憨厚笑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妈她...她懂人情世故，也知道体谅人。
我那个前妻，整天逼着我辞职下海去做生意，说我不去闯就一辈子没出息。
可我哪里是那块料啊？
你妈不一样，她知道我几斤几两，从不逼我做我不擅长的事。”
确实，沈建国和李红梅，这对在外人看来背景天差地别、完全不搭噶的两个人，婚后的日子却过得意外地合拍与和谐。
母亲李红梅彻底洗尽了铅华，从一个呼风唤雨的“红姐”，变成了一个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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