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远把领带夹扣紧,金属边缘压进衬衫领口。他刚从便利店出来,平板塞在包里,屏幕朝内,那张拍下的文件照片已经转成灰度,看不出原貌。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不是来电,是短信提示音。他没立刻掏出来看,而是站在街口等了十秒,确认身后没人停下脚步,才拿出备用机。
短信没有署名,只有一行字:“市建委三楼档案室,丙字柜,密码是你爸生日。”
他没动,也没低头再看第二遍。风吹过巷口,卷起一张废纸贴在腿边,他抬脚轻轻拨开。这信息来得太准,也太险。对方知道他查到了什么,知道他用了哪张卡,甚至知道他父亲的生日格式。这不是提醒,是试探——看他敢不敢接。
他转身走进路边电话亭,把SIM卡换到另一台老式手机上,开机后第一件事不是回拨或追踪,而是手动关闭所有后台服务。信号格跳动两下,稳定住。他这才点开短信记录,复制那串数字,粘贴进备忘录,删掉原信息。
父亲的生日是1972年7月23日。他试过几种组合,都不对。建委系统的密码通常不会用八位长码,更可能是四位简码。0723。他记下这个数,没急着验证,而是翻出包里的手写本,找到一页标注“99年城南项目时间轴”。那一年,父亲代理过三起征收纠纷案,都在改造范围外缘。但项目正式立项是在次年,审批却提前半年完成。他一直没想通,为什么程序能走这么快。
如果建委档案里有东西被压着,那最可能藏在原始批文里。
第二天上午九点十四分,林远穿过建委大楼侧门。他穿了件深灰夹克,肩上挎着公文包,胸前挂着一枚没贴照片的工牌,绳子磨损得刚好看不出单位标识。手里夹着一份打印纸,标题是《关于调取历史备案材料的申请说明》,右下角盖了个模糊的律师事务所章——那是他三个月前帮一家物业公司做合规审查时留下的副本,章没收回,他也没还。
前台坐着个年轻女孩,正低头刷手机。他走过去,声音不高不低:“档案室,调丙类旧改卷宗,99年的。”
女孩抬头扫了一眼工牌,又看文件。“丙字柜在里间,得登记。”
“知道。”他递上笔,顺手把申请单放在台面。女孩低头写字,他目光掠过她手边的门禁卡,蓝色卡套,带磁条,普通职员级别。她写完推回来,指了指走廊尽头:“直走左拐,别进 restricted 区。”
他点头,沿着走廊往前。三楼安静,只有打印机偶尔响一声。档案区在西北角,铁门半开,里面一排金属柜,按甲乙丙丁分类。丙字柜靠窗,漆面剥落,锁孔边缘有划痕,像是常被人用钥匙蹭过。
他走过去,站在柜前,输入0723。
“咔。”
锁开了。
他拉开柜门,动作轻,但老旧的滑轨还是发出一声短促的摩擦音。里面文件不多,最上面一份牛皮纸袋,封口贴着“城南片区综合开发项目顾问协议及附属文件”。他抽出袋子,解开绳扣,翻到第二页附件清单,找到《顾问费支付明细》。
纸张泛黄,但印章清晰。付款单位:市政法委协调办公室;收款单位:恒正律师事务所;金额:每月二十万元整;期限:自1999年3月至2002年2月,共三十六期;用途栏写着“特殊咨询服务费”。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三秒,手指压住纸边,从内袋掏出微型相机,对着落款页连拍三张。拍完迅速塞回文件,拉上柜门,锁好。转身时脚步没乱,顺手从旁边架子抽了本《2001年危房改造标准汇编》,夹在腋下,像真来查资料的。
走出档案区时,前台女孩还在刷手机。他把申请单留在桌上,没说话,径直离开。
街角便利店,他买了一瓶水,走进最里面的隔间。关上门,打开平板,导入照片。放大印章细节,比对恒正所近年合同上的签章——字体、边框、五角星角度,一致。不是伪造。这笔钱存在了三年,总额七百二十万,名义上是“咨询”,但没有任何服务记录附后。
他关掉屏幕,把照片转成黑白打印件,用剪刀裁去边缘空白,塞进一本随身带的《民法典》书脊夹层。书是旧的,胶已松,正好藏东西。
回到父亲旧居,他站在墙前,墙上贴满时间线节点。他撕下一张新标签,写下:“建委档案→恒正资金链→权力输送起点”,贴在“协调会黑幕”下方,连上红线。笔尖顿了顿,在旁边补了两个字:“源头。”
然后他把《民法典》放进书桌抽屉,压在几本旧笔记底下。那里还有半张烧毁的会议记录残页,他没动它,只用胶带把书再缠了一圈。
晚上七点,他坐在灯下重听走访录音。背景音里有风声、远处车流、王大爷咳嗽。快进到18点25分,那段电子杂音再次出现,极短,像是信号被短暂截断。他记下时间点,标在本子上,写:“监听可能,信号干扰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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