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远站在法院门口，风把公告栏玻璃缝里卡着的那片枯叶吹得直颤，手插进西装内袋，指尖碰到了父亲留下的那张纸。他没拿出来，只是顿了顿，转身往台阶下走。
刚走到路边，一个女人从人群后头快步挤过来，手里攥着一叠纸，边角都磨出了毛边。她喘着气，声音发紧：“林律师，等等。”
林远停下。
“我叫李秀芬，”她把材料往前递，“周大山……是我公公。他关了十年，就因为一场火。可他根本不会点火。”
林远没接，而是看着她。她眼眶红着，手指冻得发紫，指甲缝里还沾着灰。
“你说清楚点。”
“城南拆迁办那个工棚，十年前烧了，死了一个人。警察说是我公公放的火，可他那天根本不在现场！他是个拾荒的，连打火机都不会用，烟都不抽……”她说着，声音抖起来，“他们逼他签字，说认了就能少判。他信了，结果判了十年。”
林远接过材料，第一页印着“城南工棚纵火案”，下面一行小字写着“已结案”。
“他现在在哪？”
“下个月才出狱。我们去司法局申请再审，材料退回来了，说‘证据不足，维持原判’。”她咬了咬嘴唇，“可我男人说，这事不能翻，翻了也没人管。但我……我夜里睡不着。他今年六十八了，背都驼了，手抖得连碗都端不住……他不是坏人。”
林远低头翻了两页，全是手写的申诉信，字歪歪扭扭，纸张泛黄，有些地方被水浸过，墨迹晕开。
“你公公能说话吗？”
“能，就是……不太清楚。在里头待久了，见人就躲。”她顿了顿，“但他一直说，他没放火。”
林远合上材料，递回去：“明天上午九点，我在律所等你，带他一起来。”
女人愣了一下，眼眶突然塌下去，像是终于有人说了句“信你”。
“谢谢……谢谢林律师。”
林远没应，只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第二天一早，李秀芬带着一个老头站在律所门口。老头穿一件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棉袄，袖口裂着口子，露出的手腕上全是冻疮。他低着头，肩膀缩着，像随时准备躲进墙角。
林远把他们带到会议室，倒了两杯热水。
“周大爷，您坐下。”
老头没动，李秀芬轻轻推了他一下，他才慢慢坐下，手放在膝盖上，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黑泥。
“您能跟我说说那天的事吗？”
老头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别怕，”林远声音放低，“我就在这儿听。”
老头抬起眼，浑浊，但没躲闪。
“我没放火。”他说，声音像砂纸磨过铁皮，“那天我在桥底下捡纸箱子，天黑了才回来。工棚那边冒烟的时候，我还在巷口翻垃圾桶。”
“后来呢？”
“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关了一夜。第二天，来了三个人，穿制服的。他们让我按手印，我不按，他们就把我的手摁在纸上，说‘按了就让你回家’。”他抬起右手，食指颤抖着，“我……我就按了。”
“您签的是认罪书？”
老头点头：“他们念一句，我念一句。我说我不识字，他们说‘反正意思一样’。”
林远翻开笔记本，记下“强迫认罪”“未阅读文书”“非自愿签字”。
“有没有人做笔录？有没有律师在场？”
老头摇头：“没人问我话。就让我签字，摁手印。签完，他们说‘你认了，就得坐牢’。我说不对，他们就打我。”
他撩起袖子，小臂上一道深褐色的疤，横着，像被烟头烫的。
林远没说话，笔尖在纸上停了几秒。
“您知道为什么抓您吗？”
“不知道。他们说，工棚烧了，得有人负责。”老头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说我没去，他们说‘上面要结果，我们只能给结果’。”
林远抬眼：“谁说的？”
“一个穿警服的，高个子，说话带点外地口音。”老头皱眉，“后来……后来我不记得了。他们让我写，我就写了。写完，我就被送进去了。”
会议室里静了几秒。
李秀芬突然开口：“林律师，那天我去派出所问情况，一个年轻民警偷偷跟我说的这句话。他说完就后悔了，让我别讲出去。”
林远看着她：“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记不清了。就记得他戴眼镜，说话小声。”她摇头，“我不敢问名字。”
林远合上本子，靠在椅背上。
十年前，城南拆迁。一场火，死一个人，抓一个拾荒老人，结案。没有监控调取记录，没有物证清单，没有现场勘查笔录附卷。只有一份签字的认罪书，和一句“上面要结果”。
他想起父亲那张黄纸上的第一笔异常转账，时间正好是那年三月。
“你们有没有找过当年的办案记录？”
“找了，”李秀芬说，“司法局说卷宗‘因档案升级遗失’，派出所也不让看。我们去找过那个民警，人早就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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