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驶过坑洼的村路时，我正看着拍立得洗出来的速拍照片。
照片里，秀滩村的滩涂地被圈起了大半，一个腆着肚子的中年男人叉着腰站在界碑旁，唾沫横飞地指着几个蹲在地上的老人骂，那是村长王德发。
“王村长又在为难我们的人了？”
我抬头问副驾上的律师小陈。
小陈推了推眼镜：“何止。上周有户人家想在滩涂边搭个棚子放渔具，他直接让人把木头全劈了，说那是‘集体资产’。还有村民投诉他把上面拨的防汛款拿去给儿子买了车，证据倒是有，就是没人敢递上去。”
我笑了笑，把手机揣回兜里。
这种角色，在我眼里和棋盘上的卒子没区别。
普通人怕他，是因为他把那点权力攥得死死的，村里的公章在他抽屉里锁着，镇上来的文件得经他手才肯往下传，连广播喇叭都成了他训人的专属工具。
可他忘了，再横的土霸王，也架不住上头有人轻轻踩一脚。
“让之前联系的那几个村民准备好材料，明天上午去镇纪委门口等着。”
我对小陈说。
“你陪他们去，就说是‘路过’时遇上的，顺手帮着整理了材料。”
小陈点头应下，又补充道：“我已经联系了市报的一个记者朋友，他对基层贪腐的题材很感兴趣，明天会‘恰巧’也在镇政府附近采访。”
这就是普通人最缺的东西——哪怕手里攥着真相，也找不到递出去的门路。
王德发在秀滩村当了十五年村长，早就把上下关系织成了网，村民去镇上反映情况，转头就会被他知道，轻则被刁难，重则家里的菜地可能连夜被“野猪”拱了。
可对我来说，这些网就像纸糊的，找个稍微有点分量的人点一句“秀滩村好像有点不稳定”，自然有人会顺着话头查下去。
第二天下午，消息就传了回来。
王德发被镇纪委的人带走时，正在村头的小卖部里跟人打牌，据说他看到穿制服的人进来，手里的牌撒了一地，嘴里还嘟囔着“我侄子在县里……”
没人在乎他侄子是谁。
这种级别的角色，根本够不上“后台”二字。
他那些不干净的事，就像晒在滩涂上的咸鱼，稍微有点风就会发臭——挪用公款的流水、虚报的青苗补偿名单、甚至还有他强占别人家宅基地时写的“白条”，小陈整理材料时，光证据就塞满了三个档案袋。
其实这些都不算事，很多地方，很多村官，特别是老派的旧式村官，基本上都在这么干。只不过有的人干得天衣无缝，有的人是一屁股的米田共，经不起查。
其实，不只是一个人经不起查。
只要用上了放大镜，在基层工作又怎么可能一点问题没有？我想要收拾一个普通村官，有那么难吗？更重要的是，这是揪住问题不放，不是无中生有，不是造谣生事。
许半夏拿这件事没办法，一是她太善良了，只是单纯的会做生意，不精通这些旁门左道。
二来呢，是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没进化到知法，懂法，利用法的地步。
人们更多的是讲关系，卖人情。
因此很多用法律解决的事，往往搁后头才想起来。
现在好了，事情解决了。
村民们一开始还不敢信，直到看到王德发家的大门被贴上了封条，才敢聚在村口议论。
有个被他欺负过的老汉蹲在地上哭，说等这一天等了十年。
新任的村长是村里的老会计，姓李，之前一直被王德发压着，见了我时腰都快弯成了弓。
“刘老板，您放心，”他递过来一杯热茶，手还在微微发抖：“滩涂地的手续我已经让人重新理了，下周就能把批文送过去。您说的招工的事，我这就去挨家挨户统计，保证优先村里的人。”
我接过茶杯，指尖触到温热的杯壁。
其实我和他没什么交情，但钱和承诺就是最好的粘合剂。
许半夏要在这里建一个大型堆场，需要村里配合。
他刚上位，需要实绩站稳脚跟，我们的需求恰好对上了。
“李村长，”我呷了口茶：“堆场建起来，这只是一开始的，等我，们公司经营大了，赚到足够的钱了，食堂、保安、搬运工，这都是要有的，我们会考虑优先招本村人。等一 以后盈利了，我们还要给村里修条水泥路，到时，幼儿园，小学班，老年活动中心，有会慢慢建起来的。我们发了财，绝对会富裕地方，不会让村子里难过的。”
他眼睛亮了起来，连声道谢。
旁边的村民们听到这话，脸上的拘谨也散了，开始七嘴八舌地问起招工的条件。
三天后，秀滩村的滩涂地上响起了推土机的轰鸣。
我站在临时搭建的工棚前，看着工人们平整土地，远处有几个村民正帮着搬运钢筋，其中就有之前被王德发劈了渔具棚的那户人家的儿子。
小陈走过来递给我一份文件：“王德发的案子已经移交检察院了，涉案金额不大，但数罪并罚，够他坐几年的。他家里那套在镇上买的房子，也被查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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