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名字——“无钟教室”。
从那周起，每周六晚自习后，都会有二十多个身影，像地下党接头一样，悄悄溜进这间废弃的教室。
没有老师，没有课本，更没有钟。
他们点上几根蜡烛，围坐在一起。
第一次，陈景明主讲。
他没讲函数，也没讲语法，他讲的是《水浒传》里的兄弟情义，讲一百零八将如何在看不到出路的绝境中，用“义气”对抗冰冷的命运。
“我们就像被逼上梁山，”他对着台下那些迷茫又渴望的眼睛说，“但我们不能忘了自己是谁，不能忘了为什么要上山。”
第二次，是李娟。
她分析的是从县图书馆借来的《平凡的世界》，她问大家：“为什么孙少平吃了那么多苦，最后还是不肯回双水村？因为他要的不是吃饱饭，他要的是一种可能性，一种不被定义的人生。”
后来，一个父母在县城工厂上班的男生，讲了他父亲如何因为一次工伤失去手指，却依然每天练习用左手操作机器。
一个家里开豆腐坊的女生，讲了她奶奶如何靠着一双布满裂口的手，把全家人从饥荒年代拉扯出来。
没人记录，也没人评分。
黑暗里，只有摇曳的烛光和一张张被触动的年轻脸庞。
知识不再是换取分数的工具，而是变成了火把，用来照亮彼此内心的黑暗。
又是一个寒冷的夜晚，读书会刚散，大家正准备悄悄溜回宿舍。
李娟追上陈景明，往他手里塞了一封信，信封皱巴巴的，像是被人揣在怀里很久了。
“深圳的邮戳。”她轻声说。
陈景明的心跳漏了一拍。
是王强。
他借着走廊窗户透进的微光，展开了那张边缘沾着干涸水泥灰的信纸。
王强的字一如既往的歪歪扭扭，却带着一股蛮横的力道，仿佛要将纸戳穿。
“景明，娟儿：
俺在深圳，这边楼真他娘的高。
但工地上太苦了，比咱家收麦子累一万倍。
睡的是十几个人一间的板房，臭得像厕所。
最气人的是，工头是个王八蛋，天天克扣工钱。
上个礼拜，俺跟他干了一架，被打得半死。
俺想跑了，真他娘的不想干了。
可昨天晚上，俺做了个梦，梦见咱仨又在老槐树下，你说三十年后要在麦田里重逢。
俺醒了，枕头都湿了。
俺哭了，真没出息。
娟姐给俺的那个录音机，俺还留着，宝贝得很。
每天累得像死狗一样，睡前不听一段刘老师讲课，就睡不着。
你上次信里说的那个‘非课本笔记’，俺也想看。
俺虽然书读得不好，但俺也想知道，除了盖楼，这世界还有啥别的道理。
给俺寄几页过来行不？
让俺也学学。
放心，俺还没烂掉。
王强”
信的末尾，画了一个缺了角的笑脸。
陈景明捏着那封信，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他连夜回到宿舍，点上蜡烛，摊开那本“非课本笔记”，一笔一划地誊抄起来。
他抄了李娟分析的孙少平，抄了同学讲的父亲断指的故事，抄了老校长的最后一课。
在寄往深圳的包裹里，除了那厚厚一叠笔记，他还放进了一张自己画的图。
那不是村庄的地形图，而是一张三个人的“人生轨迹图”。
起点是村口那棵老槐树，从树干分出三条歪歪扭扭的线。
一条线朝着右上角延伸，尽头是一个模糊的上海陆家嘴的轮廓；一条线朝着右下角，尽头是一个布满脚手架的深圳工地的剪影；而第三条线，则指向一片空白，旁边标注着两个字：“未知”。
在地图的旁边，他写下了一句话：“钟坏了不要紧，只要我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出发的。”
冬至那天，“无钟教室”里举行了第一次公开演讲，算是对这个学期的总结。
轮到陈景明时，他没有拿稿子，只是走到了那块残破的黑板前。
烛光映着他的脸，他看着台下那二十多双明亮的眼睛，平静地开口，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
“以前，我以为走出梁山村，考上好大学，留在大城市，才算是赢。现在我才懂得，能把那片麦田装进心里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话音落下的瞬间，窗外夜空中传来一阵清晰的雁鸣。
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望向窗外，只见一列雁阵在清冷的月光下掠过，排成一个完整而决绝的“一”字，向着温暖的南方飞去。
李娟坐在角落里，悄悄按下了录音机的录音键。
也就在那一刻，陈景明的眼前，那熟悉的冰冷词条如瀑布般最后一次奔涌而过。
那些关于“小镇做题家”、“认知囚徒”、“工具化学习者”的标签，像被投入熔炉的金属，迅速消融、汇聚。
三条代表着他们各自命运的支流，彻底融合，最终化作一个不断旋转的、温暖的金色圆环。
圆环的中央，缓缓浮现出四个前所未有的大字：
【我们回来过】
那个冬天格外漫长，镇上连着下了好几场大雪。
当最后一场雪终于融尽，泥泞的土路开始在阳光下蒸腾出春天的气息时，镇邮局那个腿脚不太利索的邮递员，骑着他那辆吱嘎作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带来了几封信。
其中一个黄色的牛皮纸信封，显得格外陈旧，信封一角被水浸过，上面的邮戳已经模糊不清，只能隐约辨认出“深圳”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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