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咳嗽声像一把生锈的锥子，一下下凿在陈景明的心口。
他冲出屋门，黑暗中，盲婆婆院里的油灯光晕微弱得像一颗随时会熄灭的星。
他闯进去时，婆婆正蜷在炕上，烧得满脸通红，嘴里却在含混不清地念着什么。
“……洞幺……拐两……重复……信号中断……”
是电码。
陈景明心头一紧，俯身细听。
她干裂的嘴唇翕动着，仿佛回到了一个早已被遗忘的战场。
他守在床前，用温热的毛巾擦拭着她滚烫的额头。
高烧的间隙，盲婆婆偶尔会清醒片刻，目光空洞地“望”着他。
“孩子，我以前……在县广播站当播音员。”她的声音气若游丝，却带着一种被岁月磨平的清晰，“六十年代，有一次念稿子，把‘丰收’念成了‘歉收’，就一个字……他们说我心里有鬼。”
她从此被打成右派，眼睛也是在那段日子里哭坏的。
她被下放到黄土坬村，一待就是半辈子。
“可声音不会瞎。”盲婆婆枯瘦的手抓住了陈景明的手腕，力气出奇地大，“字会骗人，纸会烧掉，但你说过的话，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听，真相就能活下去。”
弥留之际，她从枕头下摸出一串小小的铜铃，亲手挂在陈景明的手腕上。
铃铛古朴，包浆温润，随着他的动作发出清脆而节制的微响。
“以后你说的话，让它……替我听着。”
这是她最后的遗言。
葬礼那天，黄土坬村没有哀乐，没有哭嚎。
按照盲婆婆生前的嘱托，全村识字不识字的人，都默立在翻滚的麦浪边。
王强从镇上买来了上百面小铜锣，分发给众人。
日头正午，陈景明第一个举起小槌，对着天空，敲响了手中的锣。
“铛——”
一声清越，传出十里。
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上百声锣响汇成一股无声的洪流，在田野上空盘旋、震荡，那是他们为这位声音的守望者，举行的最盛大的告别。
北京，李娟几乎在同一时间，打响了她的反击战。
她联合了室友林妍，还有几个同样出身寒门、心有不甘的同学，秘密成立了“寒门之声”校园分社。
她们的目标不再是广播站，而是那本发到每个学生手里的《大学生手册》。
她们买来十几本全新的手册，用美工刀将每一页的页边空白处，都精心裁出一片区域，并用极小的字印上一行引导语：“在这里，写下你的沉默账单。”
这些被改造过的手册，被她们悄悄塞进了图书馆里贫困生最常借阅的几排书架上，夹在《高等数学》和《大学英语四级词汇》之间。
没有署名，没有宣传，像一次匿名的漂流瓶实验。
一周后，当她们回收时，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回收率高达七成，空白处被密密麻麻的字迹填满，触目惊心。
“为省下每月三十块钱的澡堂票，我只在宿舍用冷水擦身，三年了。”
“为了给家里寄钱，我同时打三份工，错过了上学期的期末考试，被记了处分。”
“我每月伙食费只有一百二十元，食堂的免费汤是我唯一的荤腥。”
李娟和林妍彻夜未眠，将这些血泪写就的文字一页页扫描，归档，最终汇成一个加密PDF文件。
她将文件命名为：《沉默账本》。
深吸一口气，她点开一个匿名的邮箱，将这份沉甸甸的账本，直接发往了国家教育部的公开信访办邮箱。
黄土坬村，小刘正式接管了老槐树下的广播喇叭。
陈景明为它取了一个新名字：“野火电台”。
小刘给自己拟定了严格的节目单：早六点，播报未来三天的天气和附近几个乡镇的农药、化肥价格；午间十二点，是周晓芸收集来的、村里孩子们写的作文朗读；晚上七点，则是“寻亲启事”和“求助接力”时间。
首播那天，全村人都聚在老槐树下。
小刘握着话筒的手全是汗，当他对着麦克风，颤抖着说出那句开场白时，声音里带着哭腔：“大家好，我是小刘。从今天起，我不再只是送信的，我是……说话的。”
信号调试得很好，覆盖了周围五个乡镇。
几天后，甚至引来了邻市报社的记者，偷偷跑来村口暗访。
马德贵彻底被激怒了。
他像一头困兽，在空无一人的邮局里咆哮，最终在深夜，亲自带人剪断了通往老槐树的供电线。
然而第二天晚上，野火电台的广播声依旧准时响起。
马德贵冲出去一看，瞬间呆住了。
老槐树下，村民们点亮了上百盏煤油灯，光芒汇成一片温暖的海洋。
他们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台老式手摇发电机，十几个壮劳力排着队，轮流使出吃奶的力气，硬是靠人力撑满了三个小时的广播时间。
那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成了当晚最动人的背景音乐。
陈景明没有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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