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临街的一楼，空空荡荡，只有一面巨大的玻璃窗，正对着川流不息的人群。
陈景明没有再犹豫，第二天就用仅剩的积蓄支付了三个月的租金。
他没钱装修，只是在玻璃窗内侧贴上了几个自己打印的黑体大字：“播种者资料馆”。
馆里唯一的展品，是一台他从二手市场淘来的老式投影仪，正对着斑驳的白墙。
没有华丽的开幕式，没有媒体，甚至没有一个花篮。
第一天，投影仪孤零零地转动着风扇，将一束光投在墙上，循环播放着几段沉默的影像。
一个拾荒的老人，在垃圾桶旁，借着路灯的光，一字一句地读着一张被揉皱的报纸。
这是系统曾经标记为“无社会价值，建议社区清理”的个体，后来被人发现，他每天读报，是为了给失明的邻居讲新闻。
一个失去左腿的退伍军人，在社区服务中心领取一辆崭新的助残电动车，他没有笑，只是反复抚摸着车把，像是在触摸一位久别的战友。
他曾被系统根据步态数据，判定为“有骗保风险”，申请被驳回了三次。
一个穿着洗到发白的解放鞋的老农，在菜市场门口的台阶上摔倒，散落一地的青菜。
几秒钟后，一个外卖小哥停下车，默默地帮他把菜一棵棵捡起。
这段监控，曾被“智慧社区”作为“潜在碰瓷事件”自动存档。
第一天，观众只有几个躲雨的路人。
第二天，只有一个好奇的孩子趴在玻璃窗上看了半天。
到了第三天下午，资料馆里突然挤进来十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大妈，为首的一个指着墙上的影像，嗓门洪亮：“就是他！老张头！我邻居！那天他不是偷东西，系统瞎说！他是给他孙子捡那种能换积分的药盒子！”
人群里一阵骚动，另一个大妈也认出了画面里的人：“哎呀，这不是三号楼的李瘸子吗？他那腿是在前线没的！系统还说他骗保，真不是东西！”
陈景明站在角落，看着眼前这一幕，没有说话。
他知道，那些被数据遗忘的褶皱，正在被最原始的邻里关系，重新熨平。
同一周，李娟正式受聘为市妇联的特邀法律顾问。
她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起草一份《流动女性生存尊严保护指引》。
审议会上，她坚持在草案中加入一条：“任何用人单位，不得以‘生育潜力评估’‘家庭稳定性预测’等大数据模型分析结果，作为调整、辞退女性员工的依据。”
话音刚落，对面一位资深法务便皱起了眉：“李律师，我们理解你的初衷，但这太理想化了，不具备可操作性。企业有效率的需求，我们不能完全无视。”
附和声四起。
李娟没有争辩，她只是打开了手机，按下了播放键。
会议室里，苏敏那沙哑而清晰的声音，透过小小的扬声器，敲击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耳膜。
“……我签了那份‘自愿调岗承诺书’。因为HR拿着我的体检报告和消费记录对我说，系统评估我未来三年怀孕生子的可能性低于10%，对团队贡献的‘稳定性’不足。我做了三次试管，失败了三次……我只是想有个孩子，这难道是我的错吗？”录音的最后，苏敏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的平静，“在座的各位，可能也有女儿。你们……愿意让你们的女儿，也站在我今天的位置，签下这份字吗？”
漫长的寂静。
那位先前质疑的法务专家，缓缓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最终，草案全员举手通过。
散会后，李娟收到了苏敏发来的信息，只有一张照片和一句话。
照片上是一个户口本的内页，女儿的名字一栏，刚用黑色的水笔改过。
信息写着：“李律师，我把女儿的名字，改回了奶奶给她取的乳名，叫‘麦香’。”
王强的“野草工坊”也接到了第一单正规工程。
不是什么光鲜亮丽的豪宅装修，而是沪郊一所乡村小学的修缮项目。
校长找到他时一脸歉意：“王老板，我们经费紧张，钱少，还想尽量用老工艺，把学校修得结实点，怕现在的施工队看不上……”
王强答应得比校长想象中干脆：“成，这活我接了。”
开工那天，他带去的不是轰鸣的电钻和切割机，而是一套父亲传下来的老木工家什——刨子、墨斗、凿子。
工坊里那些断了指头、受过伤的师傅们，看着这些熟悉的工具，眼神里重新燃起了光。
孩子们好奇地围在操场边，看着他们用墨线弹射出笔直的黑线。
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大声问：“叔叔，你们为什么不用电锯呀？那个快！”
王强停下手里的活，蹲下身，捡起一块刨花，递给那孩子，笑着说：“有些木头，有自己的脾气，得顺着它的纹路慢慢磨，才不会裂。人也一样。”
夜里，工人们都睡了，他一个人走进空荡荡的教室，借着月光，在黑板上用粉笔一笔一画地写下一行字：“这里教的不只是算术，还有怎么活得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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