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临街的一楼,空空荡荡,只有一面巨大的玻璃窗,正对着川流不息的人群。
陈景明没有再犹豫,第二天就用仅剩的积蓄支付了三个月的租金。
他没钱装修,只是在玻璃窗内侧贴上了几个自己打印的黑体大字:“播种者资料馆”。
馆里唯一的展品,是一台他从二手市场淘来的老式投影仪,正对着斑驳的白墙。
没有华丽的开幕式,没有媒体,甚至没有一个花篮。
第一天,投影仪孤零零地转动着风扇,将一束光投在墙上,循环播放着几段沉默的影像。
一个拾荒的老人,在垃圾桶旁,借着路灯的光,一字一句地读着一张被揉皱的报纸。
这是系统曾经标记为“无社会价值,建议社区清理”的个体,后来被人发现,他每天读报,是为了给失明的邻居讲新闻。
一个失去左腿的退伍军人,在社区服务中心领取一辆崭新的助残电动车,他没有笑,只是反复抚摸着车把,像是在触摸一位久别的战友。
他曾被系统根据步态数据,判定为“有骗保风险”,申请被驳回了三次。
一个穿着洗到发白的解放鞋的老农,在菜市场门口的台阶上摔倒,散落一地的青菜。
几秒钟后,一个外卖小哥停下车,默默地帮他把菜一棵棵捡起。
这段监控,曾被“智慧社区”作为“潜在碰瓷事件”自动存档。
第一天,观众只有几个躲雨的路人。
第二天,只有一个好奇的孩子趴在玻璃窗上看了半天。
到了第三天下午,资料馆里突然挤进来十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大妈,为首的一个指着墙上的影像,嗓门洪亮:“就是他!老张头!我邻居!那天他不是偷东西,系统瞎说!他是给他孙子捡那种能换积分的药盒子!”
人群里一阵骚动,另一个大妈也认出了画面里的人:“哎呀,这不是三号楼的李瘸子吗?他那腿是在前线没的!系统还说他骗保,真不是东西!”
陈景明站在角落,看着眼前这一幕,没有说话。
他知道,那些被数据遗忘的褶皱,正在被最原始的邻里关系,重新熨平。
同一周,李娟正式受聘为市妇联的特邀法律顾问。
她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起草一份《流动女性生存尊严保护指引》。
审议会上,她坚持在草案中加入一条:“任何用人单位,不得以‘生育潜力评估’‘家庭稳定性预测’等大数据模型分析结果,作为调整、辞退女性员工的依据。”
话音刚落,对面一位资深法务便皱起了眉:“李律师,我们理解你的初衷,但这太理想化了,不具备可操作性。企业有效率的需求,我们不能完全无视。”
附和声四起。
李娟没有争辩,她只是打开了手机,按下了播放键。
会议室里,苏敏那沙哑而清晰的声音,透过小小的扬声器,敲击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耳膜。
“……我签了那份‘自愿调岗承诺书’。因为HR拿着我的体检报告和消费记录对我说,系统评估我未来三年怀孕生子的可能性低于10%,对团队贡献的‘稳定性’不足。我做了三次试管,失败了三次……我只是想有个孩子,这难道是我的错吗?”录音的最后,苏敏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的平静,“在座的各位,可能也有女儿。你们……愿意让你们的女儿,也站在我今天的位置,签下这份字吗?”
漫长的寂静。
那位先前质疑的法务专家,缓缓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最终,草案全员举手通过。
散会后,李娟收到了苏敏发来的信息,只有一张照片和一句话。
照片上是一个户口本的内页,女儿的名字一栏,刚用黑色的水笔改过。
信息写着:“李律师,我把女儿的名字,改回了奶奶给她取的乳名,叫‘麦香’。”
王强的“野草工坊”也接到了第一单正规工程。
不是什么光鲜亮丽的豪宅装修,而是沪郊一所乡村小学的修缮项目。
校长找到他时一脸歉意:“王老板,我们经费紧张,钱少,还想尽量用老工艺,把学校修得结实点,怕现在的施工队看不上……”
王强答应得比校长想象中干脆:“成,这活我接了。”
开工那天,他带去的不是轰鸣的电钻和切割机,而是一套父亲传下来的老木工家什——刨子、墨斗、凿子。
工坊里那些断了指头、受过伤的师傅们,看着这些熟悉的工具,眼神里重新燃起了光。
孩子们好奇地围在操场边,看着他们用墨线弹射出笔直的黑线。
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大声问:“叔叔,你们为什么不用电锯呀?那个快!”
王强停下手里的活,蹲下身,捡起一块刨花,递给那孩子,笑着说:“有些木头,有自己的脾气,得顺着它的纹路慢慢磨,才不会裂。人也一样。”
夜里,工人们都睡了,他一个人走进空荡荡的教室,借着月光,在黑板上用粉笔一笔一画地写下一行字:“这里教的不只是算术,还有怎么活得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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