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辆没有牌照的黑色轿车,像一只沉默的甲虫,蛰伏在巷口的阴影里。
没有鸣笛,没有闪灯,只有引擎熄火后金属冷却的细微噼啪声,在死寂的乡野间显得格外刺耳。
陈景明的心跳几乎与那声音同频。
他没有立刻逃跑,那句“救救我们”的低语仿佛在他脊椎里注入了一根冰冷的钢筋,让他第一次没有选择退缩。
他迅速拔下所有设备,将那块滚烫的硬盘塞进怀里,然后关掉电脑,如同一个老练的猎人,抹去自己的一切踪迹,悄无声息地从储藏室的后窗翻了出去,融入了比城市更深沉的黑暗里。
接连三晚,陈景明都在同一个噩梦中惊醒。
他梦见自己身处的不再是老家的土炕,而是上海地铁六号线的车厢。
但隧道不再是隧道,而是一条巨大、蠕动、泛着粘液的食道。
列车是未被消化的食物团,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被荧光包裹的人形细胞,在消化液般的压抑空气中,被缓缓推向名为“终点站”的胃囊。
每一次,他都在列车门开启,被一股吸力拽向无尽黑暗的瞬间,猛地坐起,满身冷汗。
而比噩梦更诡异的是,每次醒来,他都会发现手机屏幕亮着,那个被他命名为《通勤词典v0.1》的加密文档,自动更新了一行他从未记录过的词条。
第一晚:“我真想把那份孕检报告撕了。”
第二晚:“如果我死在工位上,房贷算工伤吗?”
第三晚:“我爸的墓碑,还没我电脑屏幕亮。”
来源不明,时间戳永远是凌晨三点十三分,一个城市睡得最死,而鬼魂开始游荡的时刻。
他终于明白,那场“共感”不是一次性的精神崩溃,而是一种全新的感知能力的觉醒。
他决定不再被动接受。
第四天清晨五点,天还未亮,他避开李娟和王强,独自一人回到了上海,再次踏上了那班最早的地铁。
车厢空荡得能听见通风口的回响,像巨兽沉睡的呼吸。
他找了个角落坐下,戴上降噪耳机,却不播放任何音乐,然后闭上了眼睛。
他主动沉浸,试图复现那天昏倒前的感受。
起初,只有耳膜的嗡鸣。
但渐渐地,他不再“看”到那些漂浮的词语,而是开始“听”到。
声音不是从耳机里传来,而是顺着座椅的金属骨架、顺着脚下地板的震动、顺着空气中悬浮的尘埃,一丝丝、一缕缕地钻进他的意识深处。
“我老婆流产那天,我在跟客户开电话会,我还笑了……”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沙哑,疲惫,像生锈的锯子。
“女儿问我,为什么爸爸总是在喝酒。我怎么告诉她,因为只有喝醉了,我才敢想她妈妈……”一个年轻父亲的声音,压抑着哭腔。
“我想把我妈接来,可房东不让养宠物,也不让养老人……”一个女孩的声音,轻得像叹息。
这些不是幻听。
这是被速度、噪音和名为“效率”的巨轮碾过之后,从灵魂的褶皱里挤压出的、最真实的私语。
陈景明浑身颤抖,他不是疯了,他只是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灵敏的拾音器,听见了那些被城市发展报告的宏大叙事所彻底掩盖的、个体的哀鸣。
回到乡下的储藏室,他像变了个人。
他不再只记录词条,而是将那些“声音”像处理音频文件一样,加上了声纹标记、情绪波形和感应到它们时所处的精确空间坐标。
他用自己最擅长的编程技术,将这些碎片化的数据整合,重建成一个三维的城市情绪热力图。
当他将这张图谱与上海的地铁网络图重叠时,惊人的规律浮现了。
所有与“梦见麦地开花”、“回到小时候的河边”等乡愁相关的标签,都像发光的蒲公英种子,密集地出现在通往远郊一个农业生态园的十七号线上。
那里,是城市人周末唯一能看到“田野”的地方。
而那个反复出现的词条——“又忘了带家门钥匙”,所有信号源,竟无一例外地集中在空姐小薇每天通勤必经的C出口那台闸机附近。
他立刻远程调取了那个出口的公共监控录像。
画面显示,那里的摄像头常年处于“信号中断”的状态,屏幕上只有一行单调的“NO SIGNAL”。
他黑进了维修日志系统,记录赫然是空白。
一个念头让他脊背发凉:这不是技术漏洞,这是一个被精心制造出来的记忆黑洞。
有人在刻意抹去一些东西,就像人为了忘记痛苦,会选择性失忆一样。
同一时间,陆家嘴,“行迹通”总部的顶层会议室里,数据项目经理赵晓舟正意气风发地展示着最新的季度报告。
“根据我们的模型测算,六号线早高峰乘客的‘忍耐阈值’,本季度成功提升了百分之八。我的建议是,立即启动二期优化,将B、C两个换乘站之间的通道,再延长五十米。这将有效激发生存焦虑,从而提高他们对沿线商业广告的被动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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