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的硬盘握在掌心，像一块从城市心脏摘下的金属结石。
耳边亡师的低语尚未散尽，眼前复活的屏幕绿光幽幽，陈景明感到一股寒意从脊椎升起，却又迅速被一种滚烫的使命感所取代。
他不是闯入了一座坟墓，而是站在了一座军火库的入口。
他没有犹豫，立刻通过一个预设的加密频道，发出了三条截然不同的指令。
半小时后，桥洞“记忆窖藏”里，微弱的烛火驱散了些许阴冷。
除了陈景明，还多了三道身影。
阿哲，那个永远把自己藏在兜帽里的前技术员，正用一台改装过的掌上电脑飞快地敲击着，屏幕上的代码流像绿色的瀑布；卖报纸的老孙，此刻脸上没有了街头的风霜，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文人特有的凝重，他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用牛皮纸包裹的册子；最后一位，是那个一直守护着此地的拾荒老人，他沉默地坐在一堆旧病历旁，像一尊守护秘密的石像。
“‘行迹通’的后台日志、城市监控的‘情绪盲点’数据、还有我老师留下的‘播种者资料馆’备份，都在这个硬盘里。”陈景明将那枚移动硬盘放在一个干净的铁盒上，声音在空旷的桥洞里显得格外清晰，“但这些是死的。我们需要活的证据。”
他看向众人，目光如炬：“我提议，建立‘沉默者档案库’。把我们每个人的通勤日志、体检报告、加班记录、心理测评结果……所有能证明我们如何活着的私人凭证，全部数字化，匿名归档。”他顿了顿，补充道，“每一份档案，都要附上一段共感录音——作为‘情绪证据’。”
阿哲头也不抬，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造型奇特的U盘，接口处被他用胶带和铜丝缠绕得面目全非。
“幽灵U盘，我管它叫‘钥匙’。”他沙哑地说，“我能用它绕过‘行迹通’的夜间维护防火墙，把这些碎片化的数据，伪装成系统垃圾，上传到市政云的备用节点上。他们永远查不到，只会以为是冗余数据。”
老孙则缓缓翻开了他那本手写的名录，烛火下，那一行行娟秀又沉重的字迹仿佛有了生命。
“从我开始记录地铁站台的涂鸦诗起，这三十年，有四百二十一人，曾在这里留下过类似遗书的草稿。”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我没敢扔，每一份都抄录了下来，连同他们丢下的车票存根。”
三个男人相视无言。
拾荒老人默默地从角落里拖出一个麻袋，倒出一堆锈迹斑斑的钥匙和工牌。
沉默，在此刻胜过千言万语。
烛火摇曳，将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射在堆积如山的“城市垃圾”上，仿佛在为这些被遗忘的记忆守灵。
与此同时，李娟正坐在妇联下属社区服务中心的办公室里，将一份《关于开展“城市居民心理健康与家庭压力”普查的专项经费申请》递交到主任桌上。
理由冠冕堂皇，数据详实有力，正是她从陈景明那里拿到的《反向情绪指数预测报告》的“官方解读版”。
经费很快批了下来，但李娟一分钱都没用在问卷调查上，而是用它租下了市教育局的大礼堂，筹备一场史无前例的“沉默者听证日”。
她从那晚暴增的“家庭紧急缓冲基金”申请者中，挑选了七位最典型的代表。
在社区活动室里，她为他们进行着最后的“排练”。
有一个因长期超时通勤、在地铁上流产的年轻母亲；有一个为了孩子的学区房，偷偷抵押了河南老家宅基地的父亲；还有一个连续三年，每个深夜都会梦到母亲在麦地里呼唤他乳名的程序员。
“不要背稿子，”李娟对他们说，“就说你们自己的故事。记住，你们不是在控诉，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她身后，是那幅用无数标签截图拼成的“都市伤痕地图”，被她用投影仪打在了墙上，触目惊心。
教育局的副局长闻讯，私下里把李娟叫到一边，压低声音劝阻：“小李，我知道你用心良苦，但这个形式……是不是太尖锐了？影响不好。”
李娟看着这位鬓角斑白的领导，平静地只回了一句：“王局，您女儿上周在家长会上问您，为什么同学都说她爸爸很厉害，可她觉得您很穷。您回答她了吗？”
副局长瞬间语塞，脸色变了又变，最后摆了摆手，转身走了。
听证会当天下午，一支奇特的车队浩浩荡荡地驶向市中心。
领头的是王强的半旧皮卡，后面跟着几辆农用三轮车和十几辆电动车，车上坐满了从各个社区接过来的参会家庭。
每辆车的车头，都挂着一块白布红字的横幅，上面写着同一句话：“别关灯，影子还在走路。”
在一个路口，车队被交警拦下。
年轻的交警皱着眉：“证件拿出来！这算非法营运，知道吗？”
王强跳下车，没拿证件，而是先递过去一支烟，满脸是笑：“警察同志，辛苦。我们这拉的不是人，是城里没人要的声音。您说，这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哪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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