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页上朴素的宋体字,在晨曦中仿佛拥有了重量。
这是《柳屯认知启蒙读本》,一本没有ISBN书号,却比任何正规出版物都更贴近脚下土地的教材。
春耕仪式就在村口最大的那片水田边举行。
没有红毯,没有主席台,只有一条被无数双脚板踩得结结实实的田埂。
老校长站在田埂最高处,身后是灰蒙蒙的天空和绵延的远山。
孩子们围坐在他面前的草地上,家长们则远远地站在四周,像一道沉默而坚固的堤坝。
“我们吃的米……”老校长的声音沙哑,却穿透了清晨的薄雾,“会记得它的田。”
孩子们稚嫩的声音跟着响起,参差不齐,却带着泥土般的质朴:“会记得它的田!”
“我们说的话……”
“会带着土音!”
“我们走再远……”
“脚底还沾着六岁那年的泥!”
当最后一句念完,站在外围的家长们,那些皮肤黝黑、指节粗大的汉子和女人们,竟不约而同地齐声应和:
声音汇成一股洪流,在田野上空回荡。
那不是排练过的口号,而是一种从血脉深处涌出的确认。
陈景明站在人群的边缘,悄悄按下了录音笔的开关。
那一瞬间,他脑海中那个冰冷的“标签系统”并未触发任何词条——没有“小农意识”,没有“底层乡愿”。
取而代之的,一段从未有过的混音在他颅内自动播放。
那是江南水乡的插秧号子,高亢悠长;是川西古道的背夫调,沉重有力;是内蒙古草原的牧歌,辽阔苍凉……无数种属于土地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最终,它们都淡去,只剩下三个孩子清脆的童声,在三十年前那个夏夜的麦田里回响:“我们要一起看麦浪!”
陈景明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失聪的左耳。
这一次,他什么都没听见,却又什么都听清了。
几天后,喜讯传到了李娟这里。
她儿子小宇的作文,又在一次市级线上比赛中获了奖,而且是一等奖。
获奖的消息是通过邮件发来的,当李娟点开附件,看到作文题目时,心猛地一沉——《我爸从来没存在过》。
她的指尖有些发凉,几乎是怀着恐惧读完了全文。
“……妈妈说,爸爸在上海加班,他很忙,回不来。老师也说,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就该为家庭努力工作。可我查了‘麦田写作课’上学期分享的照片,我发现爸爸去年就离开了那家亮晶晶的公司。他没有在加班。但他也没有走。他变成了桥洞里服务器嗡嗡的声音,变成了村里大喇叭每天放的歌,变成了妈妈做饭时哼的那个跑了调的小调。他变成了晚上陪我数星星时,落在田埂上的月光。我好像没有爸爸了,但我又觉得,我到处都能看见他。”
邮件的末尾,附着评委会的评语:“真相有很多种,有些比事实更真实。这篇作文让我们沉默了很久,它探讨的不是家庭的残缺,而是存在的本质。”
李娟对着屏幕,眼泪毫无征兆地决堤。
她哭得不是儿子的获奖,而是自己终于被儿子所原谅,被这种更宏大的真实所接纳。
她没有回复邮件,而是将这篇文章用村委会的打印机印了十份,一张一张,郑重地贴在了村务公开栏最显眼的位置。
她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选择。
与此同时,王强的“麦根”合作社内部,却起了波澜。
第三波投资人悻悻离去后,跟着王强一起打拼的两个核心骨干——一个负责销售,一个负责财务——终于忍不住了。
“强哥,咱不能再这么干了。”年轻的会计推了推眼镜,语气很急,“现在是风口,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咱们得扩张,得融资,得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咱不能老靠讲情怀吃饭啊!”
王强没有争辩,黝黑的脸上看不出情绪。
他掐灭了烟头,站起身:“走,跟我送趟货。”
他没开车,也没叫车,就那么带着两个满腹牢骚的年轻人,一人肩上扛了一袋五十斤的大米,沿着当年送粮的老路,徒步走向十五里外的镇中学。
崎岖的山路磨得两个年轻人脚底起了泡,汗水湿透了衣背。
两个小时后,他们终于把米扛到了中学食堂。
炊事员老张正探头等着,一见他们,满是皱纹的脸笑开了花:“强娃,可算来了!就等你们的米下锅呢。说来也怪,还是你们家的米香,熬粥的时候,那味儿飘得满屋子都是阳光味。”
回去的路上,王强叫了辆三轮车。
年轻的会计一路沉默,快到村口时,他才低声开口:“强哥,我刚才偷偷算了下,不算我们三个人的人工,光油钱和这趟三轮车费,送这两袋米,我们大概能赚八十块钱。”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可我……我不知道为啥,就刚才听老张说那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这趟活儿值一万。”
王强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只是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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