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的轮椅在清晨喧闹的菜市场里,像一尊格格不入的雕像。
他那条打着石膏的腿直挺挺地伸着,脸上是宿醉未醒的疲惫,眼神却锐利如鹰。
身后,一条白底黑字的横幅被两个兄弟扯着,在卖鱼的腥气和卖菜的吆喝声中格外扎眼:“一户困在六楼,百家睡不安稳。”
他身前的便携音箱里,正循环播放着一段粗糙的跟拍视频。
镜头摇晃,对焦不准,却记录下了六楼张大爷如何扶着墙,像刚学会走路的婴儿一样,一步一挪地下楼;记录下五楼李奶奶隔着窗户,眼巴巴看着楼下老姐妹们结伴去公园的身影。
王强的声音通过麦克风,沙哑而沉重:“各位街坊邻居,我们不是来逼谁让步,是来求一条活路!今天是他,明天可能就是我,是咱们的爹妈!”
他没有提孙桂芳一个字,只讲楼上老人的困境。
旁边,一个叫阿珍的全职妈妈,也是小区的团购群主,摆开了一张折叠桌。
“‘电梯共建基金’现场认捐,”她声音清亮,“每捐五百,送老杨家手工卤水豆腐一瓶!这不是施舍,是咱们给自己、给爹妈,预付一份将来也用得着的安心!”人群里开始骚动,有人掏出手机扫码,有人在议论,那个视频里的张大爷,不就是以前在厂里教自己技术的老师傅吗?
人心像被投进石子的池塘,涟漪一圈圈散开。
然而,风暴的中心,却在医院里迎来了惊雷。
老吴在同意签字的第二天夜里,突发心悸,被救护车送进了急诊。
诊断结果是急性焦虑发作。
陈景明赶到病房时,老吴正戴着氧气面罩,双眼无神地盯着天花板。
看到他,老吴一把抓住他的手,那只教了一辈子书、写了无数粉笔字的手,此刻抖得像风中的落叶。
“小陈……我,我怕……”老吴的声音从面罩后传来,闷闷的,“那张纸,签下去,我家最后一点主张就没了……那道坎,就彻底过去了。可要是不签,我一闭上眼,就是楼上老张、老李那些脸……我对不起他们。”
他颤抖着从枕头下摸出一支磨得发亮的英雄钢笔,紧紧攥在手里,仿佛攥着自己的命运。
“你说,我这一笔下去,到底是成全别人,还是……还是背叛我儿子?”
陈景明没有回答。
他看着这位被愧疚和恐惧撕扯的老人,只是轻轻按住了他枯瘦的手腕。
那一瞬间,他脑海里那个许久未曾主动启动的系统,应激般地运转起来。
【标签共振:启动】
刹那间,一股庞杂的情绪洪流冲垮了理智的堤坝。
老吴的眼中,天花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数闪回的碎片:六楼的张大爷蹲在地上,伸长了胳膊去够滚到床底的药瓶;儿子小宇在病床上猛然抽搐,发出痛苦的嗬嗬声;妻子孙桂芳抱着小宇十个月大的照片,在深夜里无声地哭泣;年轻的自己站在父亲的坟前,羞愧地低语:“爸,我住上楼房了,可……我没电梯,上不去也下不来……”
无数他人的痛苦和自己的悔恨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他死死缠住。
老吴猛地喘了口粗气,眼泪从眼角滚落,浸湿了氧气面罩的边缘。
他松开了钢笔,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
陈景明也踉跄了一下,脸色瞬间煞白。
每一次共振,都像是在用自己的神经去承接别人的电击。
然而,老吴的松动,却点燃了孙桂芳心中最后一根引线。
趁着丈夫住院,她单方面向街道提交了一份由她本人签字的撤销授权声明,理由是“丈夫精神状态不稳,其决定不能代表家庭真实意愿”。
社工小唐试图上门沟通,被她堵在门口,隔着防盗门冷冷地回绝:“这是我们家的事,轮不到外人做主。”
那天晚上,孙桂芳做了一个久违的梦。
她梦见儿子刚学会说话,摇摇晃晃地扑进她怀里,清晰地喊了一声“妈妈”。
她在梦中笑出了声,醒来时,却发现枕头湿了一大片。
她拿起手机,点开那个加密的相册,里面是她这些年偷偷在小区里、在公园里拍下的,那些奔跑、跳跃、欢笑的陌生孩子的视频。
她面无表情,一张一张地删除。
屏幕的光映着她空洞的眼睛,直到相册里只剩下一片刺眼的空白。
她不是恨那些孩子,她是恨自己再也无法拥有那样的画面。
消息传到陈景明耳中时,他正在医院走廊里,后背抵着冰冷的墙壁,试图平复“共振”带来的神经刺痛。
他知道,所有的道理、方案、同情,都已经失效了。
孙桂芳用十年的创伤,为自己筑起了一座攻不破的堡垒。
要进去,只有一种办法。
他决定,进行最后一次,也是范围最大的一次“标签共振”。
地点,就定在老楼一楼那个昏暗、空旷的大厅。
他通过王强和阿珍,邀请了所有住户,包括那些已经签字和仍在观望的人,来参加一场特殊的“无声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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