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授五年九月十二寅时初，金川门外，火把连成长龙，蔓延到官道尽头。
十四万青壮健妇，按府县编成千人队，黑压压地铺开数里。
朱允熥车驾到了，他踏着马靴从车上下来，文武官员齐刷刷躬身。
“都免了。”朱允熥摆摆手，“时辰差不多了。晋王，接印。”
朱济熺双手高举过头：“臣朱济熺，领印！
朱允熥将印放入他手心，“平身。国运所系，辛苦你了。我在南京等你捷报。”
朱济熺将印揣入怀中，解下斗篷，往亲卫怀里一塞，走到最前列一个农家子弟面前。
那少年十七八岁，面色黝黑，局促地捏着衣角，吓得往后缩了缩。
朱济熺拍拍他肩上包袱，“叫什么？哪府哪县的？”
“回、回王爷话…”少年舌头打结，“小人叫陈栓子，扬州府高邮县的…”
朱济熺点点头，看了眼他脚上的麻鞋，“脚板硬不硬？咱们这头一程，到扬州上船，三百多里地，可全得靠它了。”
陈栓子愣愣地点头：“硬、硬着哩！在家一天能走六十里！”
“好！”朱济熺朗声一笑，从掌旗官手里接过碗口粗的旗杆。杏黄旗面在晨风中飞扬，巨大的“垦”字赫然在目。
他将旗杆往地上重重一顿，放声高呼：“奉旨北行，开疆拓土，出发！
人群轰然动了起来，汇成一股磅礴的巨流，追随着那面旗帜，向前涌动。
朱允熥静静站着，望着那道扛旗走在最前的背影。
“殿下，回宫吗？”夏福贵低声问。
“去户部。”朱允熥丢下三个字，登车而去。
户部衙门今日的气氛，比冰窖还冷三分。
傅友文坐在大堂上首，面前摊着七八本账簿。堂下站着十几位郎中、主事，个个屏息凝神，连咳嗽都不敢发出一声。
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个主事闯了进来，手里捏着刚到的急报：
“部、部堂！镇江仓呈文，首批三千石杂粮已装船完毕，但漕司那边说今日船闸调度不及，要延后两个时辰……”
傅友文眼皮都没抬：“谁说的？”
“是、是漕司的刘经历…”
傅友文眼里全是血丝，“去！告诉他，午时正刻，粮船再不过闸，他就不必在漕司当值了，送他去辽东扛犁。”
那主事吓得一哆嗦：“是！下官这就去！”
又一个郎中捧着文书进来：
“部堂，工部来函，询问第二批冬衣的用料，是照原议用大同毡，还是改用辽东本地毡？
若用辽东毡，需我等速定，他们好下文…”
傅友文拿起算盘，噼里啪啦一顿猛打，又抓过一张纸，唰唰写了几行字，盖了户部堂印，丢过去：
“照这个数。差价部分，折成铁钉、农具，一并运去。
告诉工部，这是最后一批物料核定，十日之内，我要见到所有货物启运的凭据！”
“是！”郎中抹着汗退下。
傅友文把朱笔往案上重重一搁，手指点了几点:
“从今日起，辽东垦区每日耗米多少，用盐几何，耗布几匹，你们要算得比自家账本还明白！
哪一环断了，经手人卷铺盖去刑部大牢报到！这不是寻常差事，这是打仗！
后勤断了，前方是要死人的！咱们户部上下，脑袋统统别在裤腰带上了！”
“下官明白！”堂下响起一片应和。
同一日，入夜，秦淮河畔的丝竹声渐渐响起，詹徽府邸后院书房门窗紧闭。
屋里坐了十来个人，都是便服。
张廷兰坐在左首第一位，陈迪挨着他，其余几位，有都察院的御史，有通政司的参议。
张廷兰愤然开口:
“十四万人啊！诸位今日都看见了吧？那阵仗。每日人吃马嚼，是多少银子？
江南今年丝税、布税、市舶税，倒有三成直接划去了北边！这还只是开头！”
一个县令忍不住接话：
“下官在吴县，今年为筹‘屯垦捐’，已是怨声载道。
桑农说，朝廷既要丝，又要钱，还要人，这地怕是种不下去了…”
陈迪忧心忡忡:
“精壮北调，本地工价已开始抬头。
长此以往，江南根基必受动摇。此非下官危言耸听，实是眼见为实。”
每个人都在倒苦水，诉说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如何被这屯垦国策刮去一层皮。
詹徽眼睛半阖着，像是睡着了。
直到屋里的声音停息，他才缓缓道:
“都说完了？那老夫说两句，陛下与太子决心已定，非你我言辞可移。”
张廷兰急道：“难道就眼睁睁看着江南膏血北流？!”
詹徽瞥他一眼，慢条斯理说道:
“急什么？为国计民生计，我辈不可不察其弊，预其难。
北疆苦寒，路途迢遥，岂能事事周全？不出纰漏才是怪事。
我等既食君禄，自当为君分忧。可嘱咐沿途门生故旧，务必如实记录所见所闻。
若有疫病、械斗、逃亡、怨言，岂能掩而不报？此乃臣子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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