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端本宫，已是掌灯时分。
朱允熥独自坐在书案前，翻开一本空白的奏疏，开始默写:洪武二十六年，天下田亩总数，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
这是明初的底数。往后推，到明朝中叶迅速跌到六百万顷，最低时只有四百五十万顷。
张居正大力清丈田亩之后，也只是反弹到七百万顷出头，再也回不到洪武朝的水平。
人口也一样，洪武朝在册六千六百万，此后逐年下滑。到正德、嘉靖年间跌到五千多万，再也没有反弹过。
少了的两百五十万顷地，去哪了？被大嘴巴吃掉了。吃法有很多种。
第一种，在“亩”字上做手脚。朝廷一亩是二百四十步，可地方上另有一套算法。
有的三百六十步算一亩，有的五百四十步算一亩。
报给朝廷用的是大亩，向佃户收租用的是标准亩。
册上写的是一亩，实际是一亩半甚至两亩半，中间的税全进了私人口袋。
第二种，在量地的工具上做手脚。清丈田亩用“弓”，一弓五尺，这是铁定的。
可有人偏偏要用六尺弓量自家的地，量出来的亩数少了，税也少了。
用四尺弓量别人家的地，量出来的亩数多了，用来霸占别人的地。
官府的弓到了地方，用哪一把，谁盯着？谁管得着？
第三种，在田的等级上做手脚。
上田一亩算一亩，下田两亩算一亩，沙田盐碱地三亩算一亩。
可谁家是上田谁家是下田，全凭官字两张口。
买通官府，或者自家就是官府，把好田写成下田，一进一出又是几百亩。
这还光是田。人丁上的猫腻，比田还多。士绅有优免赋税的特权，举人免几十亩，进士免上百亩。
于是有田的人家，把田挂到举人进士名下，这叫“诡寄”。
田还是地主的，在册子上却是举人的，朝廷收不到税。
地主给举人一笔好处费，比交税便宜得多。
光挂靠还不够。大户把自己该交的赋税拆成零碎小份，洒到周边农户的册子上。
农户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不敢吭声。
大户的账平了，朝廷的税没少，但全压在了穷人身上。这叫“飞洒”。
至于连人带田一块藏起来的，叫“投献”。
自耕农把田献给豪绅，自己变成佃户，从朝廷的黄册上彻底消失。
朝廷少了一个纳税户，豪绅多了一个劳动力。官府连影子都摸不着。
人口藏到哪儿？藏到下田里，藏到山田里，藏到海外去了。
这些名堂，别说夏元吉、傅友文、赵勉这些老户部知道，就连乡间的老农都门儿清，只有朝廷假装不知道。
这种事，一旦摆上台面，就等于揭了整个官场的底。
到了隆庆时期，明朝便奄奄一息了。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明朝一派中兴景象。
张居正死后，地方官把他家门封死，朝廷抄家的人还没到，张家已饿死十几口人。
长子自尽，次子、三子发配。张妻自毁面容，带着幼子逃进深山。
明朝是怎么灭亡的，答案就藏在张居正的命运里，国穷，民穷，中间的官绅却富得流油。
谁敢打破这种格局，就开你的棺，戮你的尸，让你破家灭族，堕入阿鼻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张居正死后仅仅六十二年，明朝灭亡。他主持改革的时候，王朝还勉强撑得住。
他一死，改革被翻盘，利益集团把持一切，王朝的血管一节一节堵死。
亡于外敌也好，亡于内乱也罢，都只是在堵死的血管上，又多捅了两刀。
杭州，正月二十七，子时三刻。浙江布政使司架阁库发生大火，火光映红了半座杭城。
满城人都说，这火起得真及时啊。
最先烧起来的是户曹库房，里面存着洪武十五年至今的鱼鳞图册和黄册存根，是浙江一省田亩人口的原始底档。
火势起来得极快，值夜书吏踹开门时，火舌已卷上房梁。
几个老吏拼死抢出两箱旧档，剩下的积存，连同库房里的七个人，全烧在了里面。
四个是当晚轮值的户曹书吏，三个是格致馆学生。
天亮时，架阁库只剩四面焦黑的墙。
消息传到南京，朱标正用早膳。
他放下筷子，盯着那封急递看了很久，只说了一句：“传旨，命锦衣卫指挥同知何刚，即刻赴杭。”
何刚带人驰往杭州，已是正月二十九深夜。
他先去看了现场，那火从户曹正堂，到档案库房，再到侧厢，烧了个通透。
汪敏舟向何刚呈报，说是书吏夜里点灯打翻了油盏，才酿成这场大火。
何刚没有当场发作，拿了汪敏舟的呈文，回了官驿。
第二天卯时刚到，他就去布政使司衙门后堂传人。
汪敏舟没有出来。何刚推开门，只见汪敏舟悬在房梁上，身子已经僵了。
桌上砚台底下压着一张纸，写了两行字：
“臣失职致库毁人亡，无颜以对圣恩，以死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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