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厂终因货难销钱难要、资不抵债而失去信用社的支持。信用社不支持还办什么厂？无可奈何只好关门。可怜向河渠从米箩跳到糠箩里不算，现在连糠箩也没了，今后该怎么办呢？他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选择。
其实纯从个人角度讲，向河渠的选择并不难，老大哥早有打算：先去某工地当副手，慢慢向上，最终接老大哥的班。接班不接班先不说，建筑站可是个好单位。报酬在全社是最高的，到那儿工作，无论从文化水平、工作能力或人际关系哪个方面说，站内大小头目都没有超过自己的，将来的培养、重用自是明显的；关键的问题是建筑站没有大难关，自己到那儿实践不了书记的“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炼”的嘱咐。塑料厂这本难念的经就这么不念了？不行，还得念下去 。他不能临阵脱逃，必须与这个厂共进退，就像他在《试与危难战一战》一诗中所写的：
挺进商海第一站，就遇船破快要翻。抽身就是平安路，前进前景却很悬。
是进是退退是进？思前想后有点难。天降大任斯人也，石上磨，难中炼。
古语铭肺腑，师训心头现。敢迎浊浪挽狂涛，试与危难战一战。
决心既下，决定与阮、蒋二人携手搏一搏。
三人闭门开了三天的会议，议不出个好主意。老蒋说就这样闭门造车也不是个办法，我们找人商量商量，过几天再说。老阮说好。向河渠虽说七三年就到了社直单位，但是个保管员，又在农机站工作，根本不考虑单位的进退；到这儿来了，这一年来他边学习、熟悉本职工作，边考虑改变单位面貌的办法；也没有关闭原厂建新厂的想法。老大哥的提醒和提议才让他思想拐了个弯儿，也在想不搞塑料制品了，搞什么呢？脑筋是动了不少，却也没想出个法子。老蒋说找人商量商量，那就找找人吧，因此也同意。三人都说好了，一有主意就来讨论。
一天晚上阮志清敲开向河渠的门，提出办面把儿厂的建议，并拿出设想。向河渠一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是条可行的路，说是现在就喊老蒋来商量。老阮“嘘”了一声说：“轻一点儿，这个厂初办规模很小，用不了多少人，就我俩创办完全行了。”向河渠想想也是实情：一间小小的挂面厂，全员不超过十人，确实在厂长之下无需再设个副厂长的；趁这个机会剔除蒋国钧，在阮志清来说到是个良机。向河渠苦笑了一下，没说什么，其实他心里明白，就是说了也白说。
阮志清这些天特别忙，有时单人独马，有时拉上向河渠；去县城，去苏州、无锡，考察人家的挂面厂 ，了解机械设备的价格、班产量、需要多大厂房、多少操作人员等等。蒋国钧对此心知肚明，只消沉了两天，也跑开了，他在找他的门路。
“向会计，电话！”缪丽高声喊着。向河渠推开算盘，向厂长室走去。
阮志清为项目奔波去了，将看守电话机的任务交给了缪丽。其实一个倒闭厂有谁打电话等不及等阮志清回来却要专人看守的，不过是找个借口留下人罢了。向河渠走过去接过擎在缪丽手上的话筒“喂”了一声，话筒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是河渠吗？我是登儒。马上到公社来一趟。”
宋登儒是向河渠在风雷中学的校友，比他高一届，原跟褚国柱同班；今年刚从县里调到沿江任公社副书记，接替葛部长抓工业。向河渠来到公社，进了宋书记的办公室，问道：“什么事，书记？”“嘿，早就跟你说过了，不要书记书记的，就叫登儒或老同学，怎么老是忘呢？”
向河渠笑着说：“书记就是书记，礼不可缺，我可不敢狂妄得不知自己姓什么。”“你呀，你呀，真是个书呆子。坐，坐这儿。”宋登儒拍拍座位旁边的椅子说，“找你来是跟你说个事。现在有个项目，就是收孕妇小便”
“收孕妇小便？”向河渠怀疑自己听错了，收那东西有什么用？他没有问，只是静静地听着。忽然想起在城里看见厕所内放着尿桶收集男人的小便，说是生产尿激酶的；孕妇尿大概也是类似的用途了。他的神情由迷惘转为感兴趣了。果然宋书记说出了用途，说是：“孕妇尿可以生产一种雌性激素，这种激素比黄金还贵，项目是向明从上海带回来的。”说到这儿，转换了话题问，“对了，向明跟你是什么关系？”
“没关系，只是都姓向。”“听他说跟你同学。”“他比我高两届，就象你比我高一届一样，是校友关系，而且是在小学里。”“他说与你处得不错。”“他家住在校门外南边第二家，放学后两人常打打乒乓球。”
“噢——，原来是这样。向明认识通城的一位教授。教授的弟弟在上海生化制药厂当总工程师。这家厂提供生产技术，收购产品。你们厂正好无产可生，公社决定由你厂接产。”“这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呀，不过，”向河渠想起阮志清的为人，说，“不过这件事你得跟阮支书说，一家一主，一庙一神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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