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的最后一点余晖透过老旧的玻璃窗，斜斜地洒在派出所的值班室里，给泛黄的墙面和深棕色的木桌镀上了一层暖金色李成钢刚整理完一沓资料，正端起搪瓷缸子准备喝口水润润干渴的喉咙。
就在这时，值班室那扇漆皮斑驳的木门被推开了一条缝，一个穿着半新、沾着几点油污的蓝色工装棉布服的年轻人探进半个身子，神情局促，眼神飘忽不定，手指不安地绞着衣角。他看起来二十出头，面庞黝黑，面带腼腆和犹豫。
李成钢敏锐的职业素养让他立刻放下了缸子。他站起身，脸上露出温和而沉稳的笑容，主动迎上前两步：“同志，你好。是来报案？还是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
那年轻人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吓了一跳，身体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嘴唇嗫嚅了几下，却没能发出声音，眼神快速瞟了一眼李成钢身后墙上那几个鲜红醒目、遒劲有力的大字——“为人民服务”。
李成钢注意到了他的视线，微微侧身，指着那五个大字，语气更加恳切：“同志，别担心，你看，我们是人民公安。‘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你是遇到难处了吧？大胆说出来，我们就是想方设法帮你解决困难的。”
年轻人似乎被那句“为人民服务”戳中了心坎，又或许是被李成钢真诚的态度打动。他深吸一口气，终于鼓足了勇气，声音带着点儿颤抖和憋屈：“公…公安同志，我…我是红星轧钢厂新来的学徒工，我叫王铁柱。”他报了自己的名字，像是找到了一个倾诉的出口，“我家在南郊大王庄，离厂远，厂里照顾我们这些住的远的，暂时让住工棚……”
王铁柱断断续续地说开了。他这半个多月，竟连续丢了三次钱！第一次是五毛钱，就放在枕头下面的一个小布包里，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没了。他当时以为自己记错了地方，也没太声张。隔了不到一个礼拜，七毛钱又不翼而飞，这回他记得清清楚楚就是放在枕头下的布包里，而且同屋的几个人都看见了。他急了，跑去厂保卫科报了案。保卫科的人来工棚转了一圈，问了问同屋的几个人，大家都说没看见，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保卫科的人临走还跟他说：“小王啊，刚进城，东西放好点，别咋咋呼呼的，影响不好。”王铁柱心里憋屈，可也没办法。
“今天……”王铁柱的声音带了哭腔，拳头也攥紧了，“今天下午下了班，我回工棚，枕头下面那块布包…又瘪了！这次整整一块五毛钱啊！那是我刚领的加班补助，准备给家里捎回去的！”一块五毛钱，在当时足够一个成年工人一个星期的伙食费了，对一个学徒工来说更是巨款。“我又跑去保卫科，那个牛干事…就是上次接待我的那个，这次连门都没让我进全，隔着窗户就说：‘又是你？小王啊，你这事儿怎么没完没了的？厂里几千号工人，怎么就你事儿多？丢个块儿八毛的值得次次来闹？保卫科是管大事儿的！’他…他还说我是‘麻烦精’！”王铁柱气得脸涨得通红，胸口剧烈起伏，“我实在气不过！公安同志，我…我相信政府，相信咱们派出所！我豁出去了，就…就跑到这儿来了！您得给我做主啊！”
李成钢静静地听着，眉头微皱，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轻叩着。保卫科的态度确实不妥当，虽然金额不大，但连续三次失窃，显然不是“保管不善”那么简单，背后很可能有惯偷。他迅速拿出牛皮纸封面的报案登记簿登记。
“铁柱同志，你放心，你来找我们是对的。”李成钢语气平稳而坚定，一边详细记录着王铁柱的个人信息、三次失窃的时间、金额、具体地点（工棚位置、铺位号）、存放方式（枕头下小布包）、以及保卫科的处理情况。“一块五毛钱，在你眼里是大钱，在公安眼里，案子就没有大小之分！损害工人兄弟利益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记录完毕，李成钢抬头对坐在旁边整理文件柜的民警刘建军说：“刘哥，你守好家，我带王铁柱同志去轧钢厂工棚看看现场。”他又走到门口，喊了声：“赵大虎！走我们出一趟现场！”
治保员赵大虎，立刻从隔壁治安联防办公室应声出来：“李同志，有事儿您吩咐！”
“我们去趟轧钢厂工棚，协助调查个小案子。”
三人出了派出所大门。夕阳已经完全沉没，天边只余一抹暗红。轧钢厂离派出所不算太远，走过两条胡同就到了守卫森严的大门口。传达室的保卫员见到李成钢一身警服，查看了工作证后简单问明来意就放行了。李成钢没有直接去工棚，而是先来到了挂着“红星轧钢厂保卫科”牌子的那栋房子。
推门进去，一股浓烈的旱烟味扑面而来。屋里几个人正围在一起看报纸、聊天。李成钢一眼就认出了上次处理案件时打过交道的保卫科带班组长孙大勇。
“孙组长，忙着呢。”李成钢主动打了个招呼，。孙大勇抬起头，看到是李成钢，脸上挤出点笑容，但看到后面跟着的王铁柱和赵大虎，笑容立刻淡了下去，尤其是看到王铁柱时，明显带着不悦：“哟，李公安。什么风把您吹来了？还带着…小王？”他故意拖长了“小王”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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