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邱科长那场风波之后，方俊像是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从里到外都冷静了不少。
他开始学着刘建国的样子，每天早到办公室十分钟，把桌椅擦得一尘不染，给科长的茶缸续上热水。他不再像之前那样，拿到稿子就大刀阔斧地“砍杀”，而是先揣摩，再下笔。遇到拿不准的地方，他会主动向刘建国请教，或者先跟马驰通个气，旁敲侧击地了解一下稿件背后的“人情世故”。
他的红笔，不再是刺刀，渐渐变成了一把精巧的手术刀。他学会了在保留那些“精神”和“灵魂”的同时，巧妙地将文章的“筋骨”理顺，让那些空洞的口号，至少看起来不那么碍眼。
这种改变，让他在机关里的人缘迅速好了起来。来交稿件的干事，不再像防贼一样防着他，有时候还会主动跟他聊上几句，夸他“方干事年轻有为，水平高”。
方俊表面上应付自如，可心里却总觉得不是个滋味。他感觉自己正在变成一个面目模糊的人，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并非本意的事。他常常在夜里想，这真的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那个在战场上敢用身体为炮火定位的方俊，怎么到了这四四方方的办公楼里，就变得如此谨小慎微，瞻前顾后了？
这种内心的煎熬，像一把钝刀子，慢慢地磨着他的棱角。
而比这更煎熬的，是等待。
那两封寄往上海的信，如同石沉大海，一去就是一个多礼拜，杳无音信。
这一个多礼拜里，方俊每天去传达室取信的时候，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既盼着回信，又害怕看到回信。他想象过无数种可能：父亲暴跳如雷的斥责，母亲伤心欲绝的哭诉，甚至……张晓雯父母上门吵闹的场景。
可什么都没有。
这种未知，比任何确定的坏消息都更折磨人。就像在战场上，你明明知道敌人就在对面的草丛里，可他就是不开枪，那种等待死亡降临的恐惧，能把一个最勇敢的战士活活逼疯。
就在方俊快要被这种沉默的压力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雷”，终于炸了。
这天下午，政治部的通讯员，突然出现在了宣传科门口。
“请问，方干事在吗？”
“我在。”方俊站起身，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
“孙主任让你现在去他办公室一趟。”通讯员面无表情地传达了命令。
“现在？”方俊看了看正埋头写材料的刘建国。刘建国也抬起头，眼神里同样闪过一丝诧异。
通常情况下，跨科室找人，都会先通过科长。孙主任直接派通讯员来叫方俊，这本身就极不寻常。
“老刘，主任找小方，你知道是什么事吗？”隔壁办公室有人探过头来，小声问道。
刘建国摇了摇头，然后对方俊使了个眼色，低声嘱咐道：“去了之后，机灵点，少说话，多听。不管主任说什么，都先认下来，别顶撞。”
“是，科长。”方俊心里七上八下，跟着通讯员朝三楼的副主任办公室走去。
孙海平的办公室，在走廊的最里间。门是厚重的木门，关得严严实实，隔绝了外面的一切声响。方俊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声低沉的“请进”。
方俊推门进去，一股混杂着烟草和墨水味的严肃气息扑面而来。
孙海平正坐在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低着头，不知道在批阅什么文件。他没抬头，也没让方俊坐下，就那么晾着他。
办公室里，安静得只听得见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走针声，每一下，都像是敲在方俊紧绷的神经上。
方俊笔直地站在房间中央，目视前方，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怦怦直跳。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只能在脑子里飞快地把最近的工作过了一遍，可怎么也想不出有什么地方值得孙主任如此兴师动众。
足足过了五分钟，就在方俊的额头开始冒汗的时候，孙海平才终于放下了手里的笔。
他抬起头，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一双镜片后的小眼睛，像鹰一样锐利，直勾勾地盯着方俊。
“方俊同志。”他开口了，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到！”方俊下意识地并拢双脚，大声应道。
孙海平的嘴角，似乎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诮。他从手边的一摞文件中，抽出了一封信，信封已经被拆开。
“这封信，是从上海寄来的。收信人，写的是‘师政治部领导’。”他将那封信，不轻不重地扔在桌子上，“你自己看看吧。”
方俊的心，在那一瞬间，沉到了谷底。
他走上前，颤抖着手拿起那封信。信纸是那种印着红色横格的普通信纸，上面的字迹，娟秀中带着一丝凌厉，显然出自一个女人之手。
他只看了第一行，就觉得眼前一阵发黑。
信的开头写着：“尊敬的解放军首长：我叫吴秀丽，是上海市第五纺织厂的一名普通职工。今天我怀着无比愤怒和悲痛的心情，向您们写信，是为了揭发一个披着英雄外衣，玩弄女性感情，道德败坏的‘当代陈世美’！他就是贵部的干事——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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