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年四月的那场朝会，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深潭，在古老的紫禁城内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汹涌波澜。
皇极殿内，金砖墁地，蟠龙柱下，文武百官按班肃立。当兵部尚书石星用带着颤音、却字字如锤地宣读那份来自朝鲜的泣血求援国书时，整个大殿陷入了一种死寂般的凝滞。倭军二十万，战舰千艘，登陆釜山，旬月之间，朝鲜八道尽陷，王京沦丧，国王李昖仓皇北逃至义州，宗庙倾覆，生灵涂炭……这一个个骇人听闻的字眼，撞击着每一位官员的耳膜，也撞击着这个庞大帝国承平日久的神经。
死寂之后，便是炸开锅般的激烈争议。
“陛下！元辅！”一位白发苍苍的翰林学士率先出班，声音因激动而尖锐，“倭寇凶残，远非昔日沿海蟊贼可比！朝鲜虽为藩属，然山川远隔，跨海远征，师老兵疲，乃兵家大忌！当年蒙元屡征倭国，皆遭天谴，前车之鉴不远！臣以为，当严守鸭绿江，遣使斡旋，赐予钱粮，助其复国即可，万万不可轻启战端！”
此言一出，立时得到众多清流言官和保守派勋贵的附和。漕运集团残余势力的代表，一位姓潘的都给事中，更是言辞激烈：“石大人所言甚是！且不说跨海远征之难，单是这粮饷何来？漕运历年艰难，国库本就不丰，若再兴数十万大军，千里馈粮，必致天下疲敝，民怨沸腾！岂不闻隋炀帝三征高句丽而亡国之故事耶？”
“潘大人所言差矣！”一声沉稳却带着金石之音的反驳响起，众人循声望去，正是立于工部班列之前的林昭。他并未看那潘给事中，而是面向御座，躬身行礼，声音清晰地传遍大殿：“陛下，元辅，朝鲜之于大明，非止藩属，实乃唇齿。唇亡则齿寒！倭酋丰臣秀吉，野心勃勃，其志岂在区区朝鲜？若任其吞并朝鲜，则辽东屏障尽失，下一步，兵锋所指，便是我大明辽东，乃至蓟镇、京畿！届时，战火便将烧至我国门之内！此时若不援救，待倭寇在朝鲜站稳脚跟，挟胜而来，我大明需要付出的代价，又何止今日十倍？”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官员，语气转为锐利：“至于粮饷转运之难……”他微微提高了声调，“诸位大人莫非忘了，我大明如今已有铁路！”
他转身，从袖中取出一卷早已准备好的绢图，当众展开，并非详细地图，而是一张极其直观的对比示意图。“以往，自京师运粮至辽东，走漕运转陆路，需经通州装船，沿运河至天津，再换海船冒险至旅顺或营口，最后靠民夫骡马转运至前线，其间关卡林立，损耗惊人，没有两三月不能抵达！若遇风浪、雨雪，更是遥遥无期！”
他的手指猛地划向图表的另一侧，那里用醒目的朱色标注着铁路路线。“而如今，借助已通车的山海关支线，以及正在加紧铺设的锦州段，粮秣军械自京师丰台总枢装车，经通州、蓟州、永平，直抵山海关！一路畅通，不受天时制约！臣可立军令状，七日内，可将首批五万石军粮、三千名精锐士卒，连同其装备，安全送抵辽河前线！”
“七日？！”
“五万石？！”
大殿内响起一片抑制不住的惊呼和质疑声。这个数字，对于习惯了传统后勤节奏的官员们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就连端坐于御座之侧、一直沉默不语的张居正，眼皮也微微动了一下。
“林侍郎！”潘给事中像是抓住了把柄，厉声质问，“此乃军国大事，岂容儿戏！七日运抵五万石？你可知这需要多少车马？多少民夫？沿途消耗几何？若有延误，贻误军机，该当何罪？！”
林昭面对诘问，神色不变，从容应道：“潘大人可知一列‘启明叁型’货运列车，挂载二十节标准车厢，一次可运粮二千石？可知这样的列车，日夜不停，一日可发三列？可知铁路运输，无需像骡马那样中途大量消耗草料？更无需像民夫那样消耗口粮？至于民夫……”他嘴角勾起一丝冷峻的弧度，“铁路装卸，自有机械辅助与专业队兵，所需人力，不及传统方式的十一！此间种种，工部与格物院皆有详实测算，数据俱在，绝非林某信口开河！”
他再次转向御座，深深一揖：“陛下，元辅！铁路之利，在于其‘快’、‘稳’、‘省’！快则战机不失，稳则计划可期，省则民力得纾！昔日秦皇修驰道，汉武通西域，皆以交通为先。今有铁路此等利器，若仍固守旧法，坐视藩邦沦丧，敌寇坐大，岂非辜负天赐良机，徒令后世笑我辈愚钝乎？！”
他这番话，有理有据，数据翔实，更将铁路提升到了把握战略机遇的高度，气势如虹，一时将反对之声压了下去。
朝堂之上，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御座上的年轻皇帝，以及他身旁那位决定着帝国走向的首辅。
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脸上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混合着紧张与兴奋的红晕，他看向张居正，轻声问道：“先生，林卿所言……果真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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