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七点，县一中的校园里亮起了稀稀落落的灯光。这座建于五十年代的老学校，红砖墙面上还残留着斑驳的标语痕迹。陆见微走进校门时，看见已经有二三十个人聚集在操场上——有穿着工装的青年，有扎着麻花辫的姑娘，还有几个看上去已经三十多岁、脸上带着生活风霜的中年人。
“陆同志！”苏晓梅从人群中跑来，她今天换了件干净的白衬衫，两条麻花辫梳得整整齐齐，“来了二十七个人！比预想的还多！”
陆见微扫视人群。有五个是他名单上的知青，其余的看样子都是县城里想考大学的年轻人。他们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笔记本——有塑料皮的，有牛皮纸包的，甚至还有用旧账本翻过来用的。
“周教授呢？”
“在教室准备呢。”苏晓梅压低声音，“教授让我告诉您，工农兵学员的事有眉目了——机械厂确实有一个名额，但厂长想留给自己的侄子。林师傅正在到处托关系...”
果然。陆见微心中了然。这个年代的“推荐上学”，往往是权力和关系的游戏。林建国一个普通老工人，想争过厂长，难。
“先上课。”他说。
教室是初二年级的教室，黑板是用木头刷黑漆做的，上面还留着上一节课的板书：“一元二次方程求根公式”。讲台上放着一盒粉笔，一个破旧的铁皮粉笔盒。
周教授站在讲台旁，已经换了身衣服——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熨得平平整整，胸口别着一支钢笔。他看见陆见微，点点头：“陆同志，坐后面吧。第一排留给眼睛不好的同学。”
陆见微在最后一排坐下。身边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穿着机械厂的工装，手里拿的笔记本上还印着“安全生产记录”的字样。
“同志也是来听课的？”男人小声问。
“嗯，看看。”陆见微说。
“我姓赵，机械厂三车间的。”男人推推眼镜，“三十四了，两个孩子。但就是想试试...七七年没敢报，今年想冲一把。”
正说着，林卫国匆匆跑进来。他显然是从街道办直接赶来的，裤腿上还沾着灰，额头上都是汗。看见陆见微，他咧嘴笑笑，在第一排边上找了个位置坐下。
七点十分，人基本到齐了。教室里坐了四十三个人，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七八岁，有男有女，有工人有知青有售货员。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粉笔灰味，还有一种压抑的兴奋。
周教授敲敲讲台，教室里瞬间安静。
“同学们好。”老人的声音不高，但清晰有力，“我叫周文渊，以前在省工业大学教数学。今天起，每周一三五晚上七点到九点，我给大家补数学课。”
他顿了顿，环视教室：“我知道，你们很多人白天要上班，要干活，晚上还要来这儿。累。我也知道，你们很多人心里打鼓——我这么大年纪了/我离开学校这么多年了/我家里条件不好...能考上吗？”
教室里鸦雀无声。
“我告诉你们——”周教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重重写下一个字：“能！”
粉笔在黑板上摩擦，发出刺耳又坚定的声音。
“为什么能？因为你们敢来！”老人的声音提高了，“敢坐在这个教室里，敢在累了一天之后还拿起书本，敢在别人说‘别做梦了’的时候继续做梦——这就已经赢了！”
他转身，开始正式讲课：“今天我们从最基础的开始——函数。什么叫函数？简单说，就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陆见微听着。周教授的课很特别，他不只是讲公式，更是讲思想。讲函数时，他会说：“生活里到处都是函数——你每天工作的时间和收入是函数，你复习的时长和成绩是函数。理解了函数，就理解了世界的规律。”
讲几何时，他会说：“为什么建筑要讲几何？因为美，因为稳。你们将来无论做什么，都要记住——做人要方，做事要圆。方是原则，圆是方法。”
教室里，四十三双眼睛专注地望着黑板。有人飞快地记笔记，有人皱着眉头思考，有人偷偷揉着因白天劳累而酸痛的肩膀。
林卫国坐在第一排，背挺得笔直。他手里的笔几乎没停过，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偶尔有听不懂的地方，他会立刻举手，周教授就会停下来，换个角度再讲一遍。
课间休息时，陆见微走到教室外。几个学员围在一起讨论题目，有人抽着自卷的烟，有人喝着军用水壶里的水。月光洒在操场上，远处传来县城广播站播放的《红梅赞》。
“陆同志。”林卫国走过来，手里拿着笔记本，“周教授讲得太好了...我以前好多不懂的地方，今天全通了！”
“慢慢来，别急。”陆见微说，“对了，你爸那边...”
林卫国的笑容淡了：“我听说了。厂长侄子...我知道我爸争不过。但没关系，陆同志，我想好了——就算没那个名额，我也要考。凭自己本事考上的，更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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