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这边。”小李引他到靠墙的架子旁。架子上整齐排列着培养皿，皿底铺着湿润的滤纸，上面是正在发芽的种子。有的刚刚露白，有的已经抽出嫩黄的幼芽，在培养皿里向着光的方向微微弯曲。
“这批种子的发芽率平均百分之九十五点三，最高的达到百分之九十七点一。”小李的语气里透着自豪，“我们每批都做三个平行试验，确保数据可靠。”
林默看着那些嫩芽，仿佛看到了几个月后，在春风中摇曳的玉米苗。种子是农业的起点，是希望的开始。一粒好种子下地，农民心里就踏实一半。
从种子库出来，林默又去了省农科院的温室。那是用玻璃和木框架搭起来的简易建筑，但里面温暖如春。暖气管道沿着墙根铺设，散发着热烘烘的水汽。一排排木架子上摆着花盆，盆里是已经抽穗的玉米，金黄的雄穗在灯光下像一簇簇小太阳。
老专家王教授正在给几个年轻人讲解，看到林默进来，笑着招招手：“林工来得正好，看看咱们的新品种。”
林默走过去。王教授手里托着一个玉米棒子，不大，但籽粒排列紧密，颗颗饱满，在灯光下泛着蜡质的光泽。
“这是‘北扩一号’，生育期只有九十天。”王教授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透着科学工作者的严谨和骄傲，“去年在漠河试种，九月上旬就成熟了，亩产四百三十斤。虽然比南部主产区低，但在那个无霜期短的地方，这是突破。”
林默接过玉米棒，在手里掂了掂。沉甸甸的，是实实在在的重量。他问：“三年区域试验都做完了？”
“做完了，数据都在这里。”王教授从旁边桌上拿起一个硬壳笔记本，翻开。里面是密密麻麻的记录：不同土壤的适应性、不同年份的抗逆性、不同管理条件下的产量……每一条数据都有时间、地点、经办人签名。
“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王教授说，眼睛在镜片后闪着光，“一个新品种，没有经过充分试验就推广，那是对农民不负责任。咱们搞育种的人，手里攥着的是农民一年的收成，是老百姓碗里的饭。”
这话说得朴实，但分量很重。林默合上笔记本，郑重地交还给王教授：“王老说得对。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必须百分之百可靠。从选育到推广，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不能让一粒劣种下地。”
从农科院出来，已经是下午。太阳西斜，把哈尔滨城的影子拉得很长。林默没有回办公室，而是让司机直接开往农机总站。车子穿过城区，街道两旁的商铺已经挂起了红灯笼，虽然离春节还有半个月，但年的气息已经开始在空气中弥漫。卖年画的对联摊子前围满了人，孩子们在雪地里追逐打闹，笑声清脆。
农机总站在城东，一片占地很大的院子。还没进门，就听到里面传来的机器轰鸣声、金属敲击声、人的吆喝声，混杂在一起，像一首工业的交响曲。院子里的空地上，几百台拖拉机整齐排列，像等待检阅的钢铁方阵。这些拖拉机有苏联援助的“斯大林-80”，也有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杂牌车，甚至还有缴获的日式和美国货。它们在这里接受检修，等待春天到来时，开进黑土地，翻开新一年的希望。
林默走进检修车间，热浪混合着机油、铁锈、汗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巨大的车间里，几十台拖拉机被拆开，露出内部的钢铁骨架。工人们穿着油污的工作服，在机器间穿梭，手里的扳手、榔头、焊枪上下翻飞。
“林工！”有人喊了一声。是总工程师老陈，五十多岁，脸上沾着油污，但眼睛很亮。他快步走过来，和林默握手，手掌粗糙有力，满是老茧。
“怎么样，陈工？”林默问。
“好着呢！”老陈嗓门很大，在车间的嘈杂声中依然清晰，“三千台拖拉机，现在已经检修了两千四百台，剩下的六百台，保证在月底前全部完成，一台不落！”
“质量呢？”
“百分百！”老陈拍着胸脯，“我们实行‘谁检修、谁负责、谁签字’，每一台车都有档案，从发动机到轮胎，每一个部件都检查到位。不合格的，坚决返工！”
正说着，车间深处传来一阵欢呼。林默看过去，只见一群人围在一台拖拉机旁，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从车底钻出来，手里举着一个零件，脸上笑得开了花。
“怎么回事？”林默问。
“小张，过来！”老陈招手。
那个叫小张的年轻人跑过来，手里还举着那个零件。是个齿轮，但形状有些特殊，齿形和常见的不同。
“林工，这是我们自制的变速箱三挡齿轮。”小张激动地说，声音因为兴奋而有些发颤，“原来苏联的配件用完了，新货还没到。我们就自己测绘、自己加工。试了三次，这次成了！您看，这齿形，这硬度，比原来的还好用！”
林默接过齿轮，在手里仔细看。做工说不上精细，甚至有些粗糙，但齿形完整，没有毛刺，重量和原装件差不多。他抬头看小张，年轻人脸上满是油污，但眼睛亮晶晶的，像两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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