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这边。”小李引他到靠墙的架子旁。架子上整齐排列着培养皿,皿底铺着湿润的滤纸,上面是正在发芽的种子。有的刚刚露白,有的已经抽出嫩黄的幼芽,在培养皿里向着光的方向微微弯曲。
“这批种子的发芽率平均百分之九十五点三,最高的达到百分之九十七点一。”小李的语气里透着自豪,“我们每批都做三个平行试验,确保数据可靠。”
林默看着那些嫩芽,仿佛看到了几个月后,在春风中摇曳的玉米苗。种子是农业的起点,是希望的开始。一粒好种子下地,农民心里就踏实一半。
从种子库出来,林默又去了省农科院的温室。那是用玻璃和木框架搭起来的简易建筑,但里面温暖如春。暖气管道沿着墙根铺设,散发着热烘烘的水汽。一排排木架子上摆着花盆,盆里是已经抽穗的玉米,金黄的雄穗在灯光下像一簇簇小太阳。
老专家王教授正在给几个年轻人讲解,看到林默进来,笑着招招手:“林工来得正好,看看咱们的新品种。”
林默走过去。王教授手里托着一个玉米棒子,不大,但籽粒排列紧密,颗颗饱满,在灯光下泛着蜡质的光泽。
“这是‘北扩一号’,生育期只有九十天。”王教授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透着科学工作者的严谨和骄傲,“去年在漠河试种,九月上旬就成熟了,亩产四百三十斤。虽然比南部主产区低,但在那个无霜期短的地方,这是突破。”
林默接过玉米棒,在手里掂了掂。沉甸甸的,是实实在在的重量。他问:“三年区域试验都做完了?”
“做完了,数据都在这里。”王教授从旁边桌上拿起一个硬壳笔记本,翻开。里面是密密麻麻的记录:不同土壤的适应性、不同年份的抗逆性、不同管理条件下的产量……每一条数据都有时间、地点、经办人签名。
“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王教授说,眼睛在镜片后闪着光,“一个新品种,没有经过充分试验就推广,那是对农民不负责任。咱们搞育种的人,手里攥着的是农民一年的收成,是老百姓碗里的饭。”
这话说得朴实,但分量很重。林默合上笔记本,郑重地交还给王教授:“王老说得对。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必须百分之百可靠。从选育到推广,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不能让一粒劣种下地。”
从农科院出来,已经是下午。太阳西斜,把哈尔滨城的影子拉得很长。林默没有回办公室,而是让司机直接开往农机总站。车子穿过城区,街道两旁的商铺已经挂起了红灯笼,虽然离春节还有半个月,但年的气息已经开始在空气中弥漫。卖年画的对联摊子前围满了人,孩子们在雪地里追逐打闹,笑声清脆。
农机总站在城东,一片占地很大的院子。还没进门,就听到里面传来的机器轰鸣声、金属敲击声、人的吆喝声,混杂在一起,像一首工业的交响曲。院子里的空地上,几百台拖拉机整齐排列,像等待检阅的钢铁方阵。这些拖拉机有苏联援助的“斯大林-80”,也有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杂牌车,甚至还有缴获的日式和美国货。它们在这里接受检修,等待春天到来时,开进黑土地,翻开新一年的希望。
林默走进检修车间,热浪混合着机油、铁锈、汗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巨大的车间里,几十台拖拉机被拆开,露出内部的钢铁骨架。工人们穿着油污的工作服,在机器间穿梭,手里的扳手、榔头、焊枪上下翻飞。
“林工!”有人喊了一声。是总工程师老陈,五十多岁,脸上沾着油污,但眼睛很亮。他快步走过来,和林默握手,手掌粗糙有力,满是老茧。
“怎么样,陈工?”林默问。
“好着呢!”老陈嗓门很大,在车间的嘈杂声中依然清晰,“三千台拖拉机,现在已经检修了两千四百台,剩下的六百台,保证在月底前全部完成,一台不落!”
“质量呢?”
“百分百!”老陈拍着胸脯,“我们实行‘谁检修、谁负责、谁签字’,每一台车都有档案,从发动机到轮胎,每一个部件都检查到位。不合格的,坚决返工!”
正说着,车间深处传来一阵欢呼。林默看过去,只见一群人围在一台拖拉机旁,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从车底钻出来,手里举着一个零件,脸上笑得开了花。
“怎么回事?”林默问。
“小张,过来!”老陈招手。
那个叫小张的年轻人跑过来,手里还举着那个零件。是个齿轮,但形状有些特殊,齿形和常见的不同。
“林工,这是我们自制的变速箱三挡齿轮。”小张激动地说,声音因为兴奋而有些发颤,“原来苏联的配件用完了,新货还没到。我们就自己测绘、自己加工。试了三次,这次成了!您看,这齿形,这硬度,比原来的还好用!”
林默接过齿轮,在手里仔细看。做工说不上精细,甚至有些粗糙,但齿形完整,没有毛刺,重量和原装件差不多。他抬头看小张,年轻人脸上满是油污,但眼睛亮晶晶的,像两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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