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室里很安静，只有窗外的雨声。医生指着图像上那些不规则的亮点，解释着那些术语：赘生物、瓣膜穿孔、心力衰竭风险。
“这个病……能治吗？”我的声音干涩。
“如果是单纯的细菌性心内膜炎，用大剂量抗生素，有希望。”医生的语气没有起伏，“但合并风湿性瓣膜病，情况就复杂了。需要先控制感染，然后做心脏瓣膜手术。而且……”
他顿了顿：“现在最有效的抗生素是磺胺类药物，国内还没有正式上市。德国拜耳公司有一种试验阶段的药叫‘百浪多息’，效果最好，但极难搞到。即使搞到，一个疗程的费用……”他说了一个数字。
我的呼吸停住了。
“手术呢？”
“更贵。而且目前英国能做这种手术的医生不超过五个，预约排到一年后。私立医院可以插队，但费用……”
“多少钱？”我问。
医生在纸上写下一个数字。
我盯着那个数字，感觉血液从脸上褪去。
三千英镑。
相当于我十二年的薪水总和。
我坐在那里，感觉诊室的墙壁在向我挤压过来。
“国民保险呢？”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公务员医疗补助……”
医生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同情，但更多的是习以为常的无奈：“国家保险只覆盖基础公立医疗。百浪多息是试验药，手术是高端技术，都不在报销范围内。温特沃斯先生，您是公务员，应该比我清楚这些规定。”
我确实清楚。
我亲手审核过那些报销条款，知道那些冷冰冰的文字背后是多少家庭的绝望。
只是我从没想过，有一天绝望会砸在我自己头上。
回家的电车上，艾琳一直很安静。她靠在我肩上，握着我的手，手指冰凉。
“查尔斯，”她轻声说，“要不……算了吧。三千英镑，我们拿不出来的。而且这病也不一定能治好……”
“一定能治好。”我打断她，声音大得吓到自己，“我一定会找到办法。”
那天晚上，小查尔斯睡着后，我坐在书桌前，摊开账本。
存款：127英镑。
每月薪水：21英镑。
每月固定支出：房租8镑，食物6镑，小查尔斯的学费2镑，其他杂费3镑。结余：2镑。
就算不吃不喝，也需要125年。
我写信给父母，给兄弟姐妹，给所有能想到的亲友。回信陆续来了，附着小额的支票和汇票。同事们也悄悄凑了一笔钱。
我向财政部申请特殊困难补助。等了两个月，批下来50英镑。杯水车薪。
艾琳的病情在恶化。
她开始发烧，体温忽高忽低。皮肤上出现更多瘀点，手指末端出现压痛的小结节。医生说那是“奥斯勒结节”，心内膜炎的典型体征。
一天晚上，她咳出血来。
暗红色的血滴在白色枕套上，像绽放的罂粟花。
我抱着她，感觉她的身体在我怀里颤抖，像一片秋风中的叶子。
“查尔斯，”她哭着说，“我不想死……小查尔斯还那么小……”
我也哭了。
那是成年后我第一次哭。
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金钱的重量，它轻如纸片，却能压垮一条生命，压垮一个家庭，压垮你所有的原则和“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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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来得猝不及防。
2月，我负责审核一批战时剩余物资的处置方案。其中有一批铜质炮弹壳，按规定应该销毁回炉，但有一家金属加工厂的老板找到我。
他叫约翰逊，矮胖，秃顶，手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金戒指。
“温特沃斯先生，”他在俱乐部里请我喝威士忌，压低声音，“那批铜壳，销毁了也是浪费。不如……‘报废处理’，我来接手。您帮个小忙，修改一下文件，我给您这个数。”
他在桌下伸出五根手指。
五百英镑。
相当于我两年的薪水。
我握着酒杯的手开始发抖。威士忌的琥珀色液体在杯中摇晃，映出我扭曲的倒影。
我想起艾琳咳血的样子。
想起小查尔斯问我“妈妈什么时候能好”。
想起医生说的“三千英镑”。
想起那个冰冷的数字，像绞索一样套在我的脖子上。
“……我需要时间考虑。”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
“当然。”
约翰逊笑了，眼睛里闪着精明的光，“不过要快，这批货很多人盯着。”
那天晚上，我坐在书桌前，盯着那份文件。只需要修改几个数字，把“可回收”改成“严重锈蚀，无利用价值”，再签上我的名字。
很简单。
没有人会深究。战时剩余物资那么多，谁会在意一批铜壳？
五百英镑。
可以支付艾琳一个月的药费，我已经通过黑市渠道搞到了一些“百浪多息”，价格是官方渠道的五倍，但至少有效。她的烧退了，咳血停了，脸上有了点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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