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的上海,虽然作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但通讯条件依旧极其落后。
在那个年代,对于普罗大众而言,“私人电话”完全是一个存在于想象中的奢侈品。
即便是厂长、书记级别的干部,家里也未必能装得上一台,就更别提普通的平头百姓了。
在这座庞大城市的毛细血管——那些纵横交错的弄堂和街道里,维系着成千上万户人家与外界紧急联络的唯一纽带,就是“传呼电话”。
所谓的传呼电话,并不是后世那种拿在手里的寻呼机,而是设立在街道弄堂口、由专人值守的公用电话点。
谁家要是有个急事,外地的亲戚或者单位的领导把电话打到这个传呼点,值守的传呼员就会拿个铁皮喇叭,或者干脆扯开嗓子,跑到居民的家门口去喊人接听。
如果人家不在,传呼员还会拿着一张印着红格子的“传呼单”,把留言记下来,塞在门缝里。
这年头,可没有后世那种随处可见的杂货店,因此这种传呼点,往往就设在临街的平房里。
离石头小院最近的传呼点就在张大妈家里。
张大妈是个苦命人,早年丧夫,膝下无儿无女,属于典型的“五保户”——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是街道重点照顾的对象。
街道里体恤她年纪大了,干不了重体力活,又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便在规划街道传呼点的时候,特意把这个差事安排给了她。
张大妈家的平房正好在街口,她家那扇朝外的木格窗台前用水泥砌了个小台子,上面放着两部老式的胶木拨盘电话,一部黑色,一部暗红色。
这不仅是个传呼站,更是张大妈活命的饭碗。
按照当时的规定,传呼员接听电话去跑腿喊人,就能收三分钱的传呼费。
碰上那些聊得时间长、或者打长途的,还能再多收个一两分。
一个月下来,虽然发不了财,但凑个几块钱的油盐柴米钱,总归是能让这位孤苦伶仃的老太太在这艰难的岁月里吃上一口热饭。
听到张大妈那气喘吁吁又焦急的喊声,沈凌峰没有任何迟疑。
他心里很清楚,在这个通讯艰难的年代,长途电话费贵得吓人。
如果不是遇到了十万火急的大事,远在京城的苏家,绝对不可能在这个举国欢庆的五一劳动节,硬生生地挤占着宝贵的长途线路,把电话打到上海来。
“张大妈,您先别急,喘口气。”
沈凌峰快步走到院门前,伸手扶住满头大汗的老太太。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天然的镇定,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沉稳气质,让原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张大妈,不自觉地就安下心来。
“哎哟,小沈啊,大妈能不急嘛!那可是京城……京城打来的长途啊!接线员说线路紧张,最多只能等十分钟,过了时间就得掐线了。你快点,快点跟我走!”张大妈一边用袖子擦着额头上的汗,一边拉着沈凌峰的胳膊就要往外走。
院子里的陈石头、刘强等人也都放下了手里的活计,面露忧色地看了过来。
“小峰,要紧吗?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陈石头扯下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手,瓮声瓮气地问道。
“大师兄,你们在家里歇着,今天过节,别坏了兴致。我去去就回,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沈凌峰转过头,给了众人一个宽慰的眼神,随后将停在院门边的“永久”牌自行车推上。
他动作利落地跨上车座,一脚踩着脚踏板,回头对张大妈说道:“张大妈,上来,我带您过去,这样快些。”
传呼点离石头小院大约有三百多米的距离,若是平时走路,也就几分钟的事,但现在赶时间,骑车自然是更好的选择的。
“哎,哎,好!”
张大妈也不矫情,赶紧侧身坐上了自行车的后座,双手死死地抓着车座底下的弹簧。
“坐稳了。”
沈凌峰轻喝一声,双脚猛地发力,自行车就像离弦的箭一样,稳稳地沿着狭窄的石子路窜了出去。
春风迎面吹来,带着黄浦江特有的水汽和弄堂里各家各户飘出的饭菜香味。
阳光穿过弄堂上方纵横交错的晾衣竹竿,在沈凌峰的白衬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张大妈坐在后座上,看着眼前这个身姿挺拔的青年,心里不禁暗暗感叹。
这石头小院里的沈家小叔,真不是个一般人。
平时看着不显山不露水,温文尔雅的,见了街坊邻居总是笑眯眯地打招呼,可一旦遇到事儿,那份从容不迫的劲头,简直比街道革新会的主任还要稳当。
三百米的距离,在沈凌峰有力的蹬踏下,不过是转瞬即至。
“吱——”
自行车在张大妈家的平房前稳稳停下。
沈凌峰长腿一撑,稳住车身,让张大妈先下来。
他抬眼望去,这间低矮的平房临街开着一扇大大的木窗,窗前水泥台上那部暗红色的胶木电话,话筒已经被拿了下来,孤零零地搁在旁边,电话线在半空中微微晃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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