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四日中午十一点，市第一医院急诊室的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陆文婷坐在蓝色的塑料椅子上，双手紧紧交握，指节发白。她的工作服上溅着几滴灰白色的污渍，那是氢氟酸和硝酸混合液喷溅留下的痕迹，虽然已经用清水冲洗过，但在白色的确良布料上依然显眼。
急诊室的门开了，一个戴着口罩的医生走出来。陆文婷立刻站起来，腿有些发软。
“医生，彼得罗夫先生怎么样了？”
“右手手臂二级化学烧伤，已经做了清创处理。好在你们处理及时，用大量清水冲洗了十五分钟，否则损伤会更严重。”医生摘下口罩，是个中年女医生，语气平稳但严肃，“氢氟酸很危险，能腐蚀到骨头。你们做实验怎么这么不小心？”
“是胶管老化破裂，我们没想到……”陆文婷的声音有些发抖。上午在实验室，她和彼得罗夫正在进行离子交换树脂再生试验，用硝酸和氢氟酸的混合液处理旧树脂。就在彼得罗夫调节流量阀时，一段用了十几年的乳胶管突然爆裂，混合液喷溅出来。彼得罗夫本能地用右手挡了一下，液体溅在手臂和手背上。
陆文婷永远忘不了那一瞬间——彼得罗夫的右手瞬间变白，然后发红，他闷哼一声，但立刻转身冲向洗手池，打开水龙头用冷水猛冲。她反应过来，也冲过去帮忙，两人在洗手池前冲洗了整整十五分钟，直到救护车赶到。
“现在病人需要住院观察三天，防止感染和进一步腐蚀。另外，氢氟酸可能会引起低血钙，我们已经给他注射了葡萄糖酸钙，但还要监测血液指标。”医生交代道，“你去办住院手续吧。医药费先交一千块押金。”
一千块。陆文婷心里一沉。红旗厂的账户上每一分钱都有用处，这一千块要从哪里出？
“医生，能不能先住院，我马上去筹钱？”
“医院有规定，必须先交押金。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可以开单位证明，让单位担保。”
“我们是红旗机械厂的，我这就回去开证明。”陆文婷说完，转身要走，又停下来，“医生，我能看看彼得罗夫先生吗？就一会儿。”
“他刚打完止痛针，在观察室。别太久，他需要休息。”
陆文婷轻轻推开观察室的门。彼得罗夫半躺在病床上，右手手臂缠着厚厚的纱布，脸色苍白，但眼睛睁着。看到她进来，他扯出一个虚弱的笑容。
“陆，试验……数据记录了吗？”
都这个时候了，他还惦记着试验数据。陆文婷的眼眶瞬间红了，她走到床边，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稳：“记录了，混合液的比例、温度、流速，都记了。后来我继续完成了试验，用您教的方法，树脂交换容量提升了35%。”
“好……很好。”彼得罗夫闭上眼睛，又睁开，“纯度……能到多少？”
“第一批样品正在检测，下午出结果。彼得罗夫先生，您别想这些了，好好休息。医生说您需要住院三天观察。”
“三天……太长了。二十五号……我要去北京，大使馆……办签证延期。”彼得罗夫的声音很虚弱，但思路清晰。
“签证延期的事我去办。您放心，我会处理好的。现在最要紧的是您的伤。”陆文婷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对不起，是我的疏忽，没有检查胶管。那些胶管用了十几年了，早该换了……”
“不怪你……实验室条件……就是这样。”彼得罗夫看着天花板，眼神有些飘远，“在莫斯科……我们实验室……有全自动的防护系统……但最后……也关门了。设备再好……没有经费……没有项目……也是废铁。”
陆文婷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看着这个躺在病床上的苏联老专家，这个在简陋条件下依然坚持指导、在危险面前依然先保护数据的科学家，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是敬佩，是愧疚，是感激，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如果红旗厂的条件好一点，如果实验室的设备新一点，如果防护措施完善一点，这场事故就不会发生。但现实是，红旗厂没有钱，没有外汇，没有条件。他们只能用十几年的老胶管，用淘汰的旧设备，用土办法弥补不足。这就是1995年中国大多数工业企业的现状，艰难，但必须前行。
“陆，你回去……继续试验。离子交换……是关键。纯度上去……研磨膏……才能好。”彼得罗夫叮嘱道。
“我让老陈替我去。您好好休息，我下午再来看您。”陆文婷帮彼得罗夫掖了掖被角，转身离开观察室。
走出急诊大楼，中午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陆文婷站在医院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有提着饭盒的家属，有搀扶病人的护士，有行色匆匆的医生，有蹲在墙角抽烟的病人家属。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焦虑，写着疲惫，写着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命运的无奈。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现实。红旗厂的工人们在车间里研磨导轨，她在实验室里做试验，彼得罗夫在病床上惦记数据，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了一个渺茫但存在的希望，咬牙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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