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影灯一直亮着，蓝光映在墙上，像一块不灭的旧伤。
我坐在塑料椅上，膝盖并拢，相机横放腿面。左手插在风衣口袋里，指尖压着警徽边缘。它不再发烫，但金属的轮廓还在，能让我确认自己仍坐在这个房间里。
技师始终低头修裁边，眼镜片反着冷光。他没抬头，也没说话。三十分钟早就过了，机器没有吐出照片。
我站起来，走到柜台前。显影槽的灯还亮着，胶卷路径堵塞。我伸手探进去，摸出一叠潮湿的照片。纸面微温，药水味很淡，不像刚冲洗出来的。
这不是我在门诊拍的那卷。
我退回座位，一张张摊开。照片边缘有些卷曲，像是存放多年。每一张都是公寓外墙，低角度仰拍，水泥墙面斑驳，窗框歪斜。拍摄地点不同——北京的老筒子楼、成都的红砖家属院、哈尔滨带阳台的俄式小楼。我都去过，也都拍过。
但我不记得这些照片。
每张背景的角落，都有一个模糊身影。穿红睡裙，赤脚，头微微低着。她躲在电线杆后，在车底缝隙露出裙角，或站在远处巷口，只留一道背影。
我翻到第五张。时间标注是“1998/07/14”，地点是本市老城区。画面是一家便利店，货架前站着一个女人。酒红色丝绒裙，珍珠发卡别在发间。她侧脸对着镜头，嘴角微扬。
不是林晚的脸。
是七岁的我。
同一张照片右下角，自动快门记录了另一个画面：成年后的我站在街对面，举着相机对准这家店。时间显示“2023”。
我盯着这张照片，手指停在“七岁”的脸上。
她穿着林晚的衣服，站在我从未踏足过的1998年的街道上。
而二十年后的我，正隔着时空拍摄同一个位置。
动作完全一致。风衣的褶皱方向，相机抬高的角度，连左脚的位置都一样。
我收起照片，放进内袋。相机还在手里，快门线缠在食指上。我走出店门，阳光照在脸上，街上行人不多。我没有回头。
回到704室，我把所有照片铺在客厅地板上，按时间排序。最早的确实是1998年那张。之后每隔几年就有一张，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每一张，那个红睡裙女孩都在角落藏着。
我检查相机。底片已空。最后一张是“闭合的衣柜”，拍摄时间是今晚八点十七分。
我没拍过这张。
我起身走向卧室，站在衣柜前。木门漆面有裂纹，把手生锈。我握住拉环，用力拉开。
大量泛黄照片涌出来，像雪片一样落在脚边。我蹲下身，一张张拾起。
全都是我。
不同年纪的我，站在不同城市的公寓前，穿着相似的深色衣服，举着相机。拍摄角度完全相同。风衣的褶皱，鞋尖的方向，甚至头发被风吹起的弧度，都一模一样。
每张照片里，红睡裙女孩依旧藏在某个角落。有时在树后，有时半掩在垃圾桶旁，有时只露出一双赤脚。
她一直在看着我拍照。
我翻到最后几张。最近的一张是三天前，摄于本栋公寓楼下。我穿着现在的风衣，左耳银环清晰可见。而在画面左侧，红睡裙女孩蹲在花坛边，手伸向镜头外的某处。
她的手，正对着我现在站的位置。
我猛地回头。
衣柜镜面突然晃动一下。
一个身影浮现在玻璃深处。小女孩，穿红睡裙，脸模糊不清。她站在镜中衣柜里，双手贴着玻璃，像是被困在里面。
我没有后退。
她缓缓抬起手，指向我的胸口。
我低头看。那里是心脏位置。
空气变得很轻，呼吸声被拉长。
她开口，声音像从水底传来：“你一直没找到我。”
我问：“你是谁？”
她没回答。
镜面波动，她的身影淡去，只剩一句尾音飘在屋里：“这次换你藏。”
我转身离开卧室，回到客厅。照片还在地上。我坐下，开始一张张翻看。
1998年那张放在最上面。七岁的我站在便利店前，穿着酒红色丝绒裙。她不是在模仿林晚。
她就是林晚站的位置。
我拿起这张照片，靠近眼睛。货架上的商品标签模糊，但能辨认出生产日期——1998年7月13日。
第二天，实验正式启动。
我放下照片，看向窗外。天黑了，路灯亮起，光线透过玻璃照在地板上。
我忽然发现，所有照片里的公寓，外形都不一样，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
每一栋楼的第三层，第七扇窗，都是关着的。
即使其他窗户开着，那扇窗也永远紧闭。
我数了一遍。北京、成都、哈尔滨、广州、西安、昆明、上海。七个城市，七栋楼，第七扇窗全部关闭。
我抓起相机，冲到窗边，对准对面建筑。
按下快门。
咔嚓。
闪光亮起的瞬间，我听见身后有布料摩擦的声音。
我回头。
客厅中央，一张新照片静静地躺在地上。
还没湿，也没干。
像刚从显影槽里拿出来。
照片上是我背对镜头，站在704室门口，手里拿着相机。
时间显示：现在。
而在画面右下角，红睡裙女孩蹲在楼梯拐角，抬头望着我，嘴角微微张开，像是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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