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边的小镇叫“菱洲”，因盛产菱角得名。
镇子不大，一条青石板主街，两侧是低矮的铺面：米行、布庄、铁匠铺、茶寮。临水处有个小码头，每日清晨，渔舟聚拢，卸下银鳞跳跃的鲜鱼，妇人们挎着竹篮，围着腥湿的摊位讨价还价。
崔沅——现在叫“崔晚”，在镇西头租了间临街的窄屋。
屋子原是仓房，阴暗潮湿，只一扇小窗对着后巷。
月租五十文，是她从陈老汉那儿离开时，老人硬塞给她的——二两碎银，一件旧袄，一包干粮。
她推辞不得，只能收下，心里记着这第二笔救命债。
安顿下来后，她在门前摆了张小桌，挂出一块木牌，上书：
代写书信、抄录文书、核对账目。
润笔从廉。
字是柳体，清瘦劲挺，在小镇上算得上一等一的好字。挂牌第一天，就引来几个闲人围观。
“哟，是个女先生？”
“看着年纪轻轻，能行吗？”
“试试呗，反正便宜。”
第一个主顾是个卖鱼的妇人，要给远在扬州做工的儿子写信。崔沅坐在小桌后，铺开粗纸，研了最便宜的墨。
“您说，我写。”她声音平静。
妇人搓着手，磕磕巴巴：“就、就跟他说，家里都好，鱼价今年还行，让他别惦记……天冷了，记得添衣……还有，隔壁阿香问……”
絮絮叨叨，尽是琐碎家常。崔沅垂眸听着，笔尖在纸上沙沙移动，将那些散乱的惦念，梳理成通顺的句子。
写完，念给妇人听。妇人听着听着，眼圈红了，掏出手帕抹泪：“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先生写得好，把我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她付了五文钱，千恩万谢地走了。
崔沅看着那五枚磨得发亮的铜钱，静静收进陶罐里。
这就是她如今的生活。
一个字，一文钱。
从金陵崔氏的大小姐，到太湖边代写书信的寒门女子，这中间隔着的，不只是千里路途，更是云泥之别的两个世界。
但她活下来了。
靠这双手，这支笔。
白日里，她替人写信、抄书、算账。晚上，就着油灯微弱的光，读那几页《垂拱集》残卷，读周先生留下的手稿，读自己衣襟内侧那些炭笔记述。
读着读着，常常恍惚。
仿佛那些田赋数据、水利策论、吏治改革，是上辈子的事。
如今她眼前，只有柴米油盐，五文十文的生计。
理想？
太远了。
菱洲镇有个恶霸，姓赵，诨号“赵阎王”。
原是个泼皮，因攀上县衙钱师爷的妻弟，包揽了镇上的鱼市、码头，又强占了几十亩上好的桑田，雇人养蚕收丝，渐渐成了气候。镇民敢怒不敢言，背地里骂他“吃人不吐骨头”。
崔沅第一次见识赵阎王的狠辣，是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
那日她刚摆开桌案，就听见镇东头传来凄厉的哭喊。循声望去，见一群人围在桑田边，当中跪着个老农，头磕得砰砰响，额上血糊一片。
赵阎王腆着肚子站在田埂上，身后跟着几个横眉立目的打手。
“……这桑田是俺祖传的！俺爹、俺爷都在这儿养蚕！赵爷，您行行好，给条活路吧！”老农哭求。
赵阎王嗤笑：“你祖传的？地契呢？”
老农哆嗦着从怀里掏出一张发黄的纸。
赵阎王接过，看也不看，“刺啦”撕成两半！
“这地契是前朝的，作不得数！”他将碎纸扔在老农脸上。
“如今这田，是县衙重新丈量后划归官田，本老爷依法承包！你占着官田不交租，还有理了？！”
“交租？俺每年都交啊！”
“那是往年的价！”赵阎王伸出三根手指，“今年起，每亩桑田，年租三两银！你十亩地，三十两！交不出，就滚蛋！”
“三两？！”老农如遭雷击，“往年才五钱啊！这、这比抢还狠啊！”
“抢？”赵阎王脸色一沉，“你敢污蔑本老爷？来人，给我打！”
打手一拥而上，拳脚如雨点般落下。老农惨叫翻滚，周围镇民面露不忍，却无人敢上前。
崔沅站在人群边缘，手指紧紧攥着衣角。
她看见老农被打得口鼻出血，看见赵阎王扬长而去，看见几个好心人将老农抬走，听见他们低声议论：
“……这是要逼死沈老汉啊。”
“三十两，卖儿卖女也凑不出……”
“听说县衙钱师爷收了赵阎王二百两银子，这田，就是给他谋的……”
崔沅转身回到小桌后，坐下。
摊开纸，想继续抄昨日的《千字文》，笔却提不起来。
眼前晃动着老农磕破的头，耳畔回响着那声“三两银”。
三两银。
江南桑田，丰年亩产丝不过十斤，市价每斤三钱银。十亩地，全部产出不过三十两银。若交租三十两，意味着沈老汉一家辛苦一年，颗粒无收，还要倒贴种子、人工、饭食。
这是明抢。
不，比抢更恶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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