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合马的血与桑哥的算盘
至元十九年的大都，秋意已浓。阿合马的府邸被围得水泄不通，禁军的刀光映着残阳，将朱漆大门染得像块凝固的血痂。几个时辰前，益都千户王着带着假太子的仪仗闯府，用铜锤砸碎了阿合马的脑袋——这位深得忽必烈信任的理财大臣，终究死在了自己聚敛的财富堆里。
忽必烈坐在龙椅上，手里的茶盏半天没送到嘴边。他不是不恨阿合马的贪婪，只是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王着呢？”他声音发沉，指尖在御案上抠出浅浅的印子。
“已凌迟处死。”侍卫低声回禀，“百姓却在刑场摆酒庆祝，说王着是‘为民除害’。”
忽必烈猛地将茶盏掼在地上，青瓷碎片溅起，像极了阿合马脑浆迸裂的模样。他想起当年阿合马初掌财权时，曾跪地保证“三年让国库翻番”，那时的他，还以为找到了能让帝国永固的钥匙。
可钥匙很快变成了枷锁。阿合马任人唯亲，将色目商人安插在各地税务司，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他强占的民田连起来能从大都排到济南，无数农民沦为流民，在寒冬里冻毙于街头。如今他死了，百姓竟视凶手为英雄，这让忽必烈心头的寒意比腊月的北风还重。
阿合马的尸体被拖到通衢示众，百姓争相投石，很快就砸得面目全非。可朝廷的钱袋子不能空着，忽必烈眯着眼看了三天，最终点了桑哥的名字。“你比阿合马懂规矩，”他拍着桑哥的肩膀，“别让朕失望。”
桑哥是个藏得很深的人。他不像阿合马那样张扬，上任后先烧了三把“清廉政”的火：罢黜了几个阿合马的亲信，将查获的赃款分了些给灾民，甚至亲自到国子监给学子们讲课，引得清流一片赞誉。可暗地里，他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阿合马靠增税敛财，他却发明了“钩考”制度，派官吏到各地核查钱粮，稍有亏空就严刑拷打，逼着地方官变卖家产填补，美其名曰“追征逋欠”。
江南的粮商们最先尝到厉害。平江路的张大户被查出十年前少缴了两石税粮，桑哥的人不仅抄了他的粮铺，还把他儿子抓去当苦役，逼得张大户投了太湖。消息传到杭州，粮商们连夜将粮仓转移，有的甚至举家逃往安南，一时间江南米价飞涨，百姓连糙米都吃不起。
“桑哥这是在饮鸩止渴。”太子真金在东宫忧心忡忡，手里的《贞观政要》被捏得卷了边。他派侍读去劝忽必烈，却被父亲斥为“妇人之仁”。“国库空了，北边的蒙古宗亲会反，南边的汉人会乱，你让朕拿什么镇住天下？”忽必烈的怒吼震得梁柱发颤，真金只能默默退下，不久后竟因忧愤成疾，年仅四十三岁就撒手人寰。
太子的死像块巨石砸进忽必烈的心里。他看着桑哥送来的“钩考”成果——国库确实充盈了，可各地的民变奏报也堆成了山。云南的彝族起义刚被镇压，湖广的瑶族又举起了反旗，连大都附近的流民都聚集在卢沟桥，喊着“还我土地”的口号。
桑哥却在庆功宴上举杯：“陛下，如今府库充盈，足以再征日本！”忽必烈望着他油光满面的脸，忽然想起阿合马死前的模样，胃里一阵翻涌。
至元二十八年，桑哥的末日到了。被他逼得家破人亡的官员联合上书，将他贪赃枉法的证据摆在忽必烈面前——光是查抄的家产，就抵得上国库半年的收入。忽必烈看着那些金银珠宝，忽然觉得可笑，他杀了阿合马，又用桑哥替代他，却不过是从一个泥潭跳进了另一个泥潭。
桑哥被处死那天，大都的百姓又像当年庆祝阿合马死时一样，在街头撒纸钱。忽必烈站在宫墙上，听着远处的欢呼，第一次觉得这欢呼声如此刺耳。他老了，太子死了，帝国的钱袋子像个漏风的筛子，而他亲手提拔的人，一个个都成了蛀虫。
二、黄河的决堤与土地的哭泣
忽必烈的晚年，黄河成了挥之不去的噩梦。至元二十三年，黄河在开封决口，淹没了十五个州县，数十万灾民扒着浮木逃生，哭喊声响彻云霄。都水监的官员却在忙着中饱私囊，治河的银子被层层克扣，堤坝修了又塌，塌了又修，最后竟用稻草混合泥沙充数。
灾民涌入大都时，忽必烈正在上都避暑。他看着跪在宫门外的流民，个个面黄肌瘦，有个妇人怀里的婴儿已经饿死，却还在机械地摇晃着。“给他们粥喝。”他下令，声音里带着疲惫。
可粥根本不够分。户部的官员哭丧着脸禀报：“陛下，桑哥钩考时把各地粮仓都掏空了，现在连禁军的粮饷都快发不出来了。”忽必烈这才想起，桑哥的“充盈国库”，不过是把百姓的口粮抢进了官仓。
他让人打开内库，又命宗室贵族捐粮，才勉强凑够救济的粮食。可灾民太多了，每天都有饿殍被抬出城外，埋在乱葬岗里，野狗撕咬尸体的声音，在夜里能传到皇宫。
更可怕的是土地的兼并。蒙古贵族仗着“投下户”的特权，在中原强占民田，有的甚至将整个村子圈为牧场。色目商人则用高利贷盘剥农民，到期还不上钱就以田抵债。至元末年，江南的良田有七成落入官绅之手，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去当佃户，租子高达六成，遇上灾年，连种子都留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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