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月2日起，至6日，红军各部在百里江线上，发起了全线强渡乌江的壮烈战役。乌江，这条横亘于黔中腹地的汹涌天堑，成为了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考验。
西线，红二十一师“定南”所部在师长秋成指挥下，已于2日深夜至3日凌晨，经一夜血战，以巨大牺牲强行突破乌江渡口，攻克北岸老君关，如同一把铁钳，死死扼住了贵阳通往遵义的咽喉要道，使贵阳可能的北上援军望而却步。
与此同时，东线各点，红军主力亦奋勇强渡：
红三军团精锐于茶山关寻隙渡江，战士们利用绳索、竹筏，在敌军火力间隙中顽强攀越，成功登上北岸。
红一军团与肩负党中央、军委重任的中央纵队，主要突击方向选在江界河。此处水流尤为湍急，敌防守严密。红军工兵与先头部队冒着枪林弹雨，创造性地以竹篾缠绕成粗韧的绳索，奋力抛过江面，连接两岸。随后，近60副竹排被推入江中，以竹篾索为骨干，竹排为基体，构建起一条摇摇晃晃却坚韧不屈的浮桥。为对抗激流，工兵们将装满石块的竹篾大筐（竹篓）与沉重的铁锭一同沉入江底，牢牢锚定竹排。这条凝聚着红军智慧与勇气的浮桥，在乌江的咆哮中屹立不倒，保障了主力部队的快速通过。
红九军团在回龙场方向亦成功突破，红五军团则紧随中央纵队之后，自江界河浮桥安然渡江。
至1月6日，王家烈苦心经营的乌江防线被全线撕破。中央红军以无畏的牺牲和卓越的智慧，将这所谓“天险”踏于足下，主力尽数进入黔北，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1月6日-1月7日，就在红军主力渡江之际，前出侦察的红一军团二师六团，在总参谋长的直接指挥下，已兵临黔北重镇——遵义城下。
1月6日深夜，六团先锋营营长曾保堂率精干小队，押着几名在乌江俘获的黔军军官，利用敌军军服伪装，假称是从乌江溃退下来的部队，赚开城门。守城黔军惊魂未定，不及细查，城门洞开。红军先锋如利刃般突入城内，后续部队迅速跟进，城内守军猝不及防，抵抗迅速瓦解。
至1月7日黎明，黔北重镇遵义宣告易手。这座古城的不战而下，为极度疲惫的中央红军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喘息之地和战略支点。
与此同时，南面贵阳，形势亦骤变。薛岳的中央军嫡系部队已大举开入贵阳城。兵强马壮的薛岳，毫不客气地接管了贵阳城防，甚至架空了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权力。昔日的一方诸侯王家烈，如今连返回自己的省府都需先行通报，贵阳实际已完全落入蒋介石的直接控制之下。
北失遵义，南丢贵阳，王家烈在贵州的统治根基，在红军与中央军的双重打击下，已然土崩瓦解。黔北大地，一时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新焦点，而中共中央，正酝酿着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召开一次决定未来命运的历史性会议。
攻克遵义，突破乌江，中央红军终于暂时跳出了敌军的重重追堵。然而，连续两个多月、长达数千里的长途奔袭和残酷战斗，让这支钢铁队伍也显露出了极度的疲惫。战士们军装褴褛，面黄肌瘦，许多人的草鞋早已磨穿，靠着惊人的意志力在支撑。
与此同时，尾随追击的薛岳中央军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他们虽装备精良，但同样被漫长的追击路线和恶劣的自然环境所拖垮。大量的非战斗减员——疾病、逃亡、后勤不济导致的体力透支——严重侵蚀了其战斗力，许多连队甚至只剩几十人，建制残缺。薛岳部同样亟需停下来补充休整、收拢队伍。
这一关键情报被红军准确截获并迅速研判。中央判断，薛岳部主力全部抵达乌江以南的新防线尚需时间，加之敌军计划花费至少一周来修建新的堡垒封锁线，这意味着，红军在遵义及其周边地区，赢得了近半个月的宝贵休整时间。
机不可失！中革军委立即下达一系列命令，部署各军团任务，一面休整，一面构筑遵义防御圈，准备应对接下来的挑战：
红一军团奉命向北攻取桐梓，一方面扫清遵义北面威胁，另一方面为红军打开通往川南的通道，保持战略机动性。
红五军团这支铁流后卫，在乌江东岸的袁家渡至江界河一带布防，警惕并阻击可能由此渡江北犯的追兵。
红九军团则进驻遵义以东的湄潭，构筑东向屏障，监视来自湘黔边境的动向。
乌江渡至茶山关这一西线关键防区，由红三军团接手。他们须依托天险，严防死守，确保遵义南翼，特别是来自贵阳方向的安全。
而刚刚在乌江渡经历血战、成功完成撕开西线通道任务的红二十一师，向西运动，进驻鸭溪地区。此地位于遵义城西侧，是拱卫遵义、前出黔西的战略要冲。
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贵州遵义西郊，鸭溪镇金刀村。
红二十一师师部设在村中一座相对宽敞的祠堂里。青石板铺就的院子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正堂内，几张八仙桌拼成了会议桌，墙上挂着一幅手绘的黔北地区略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着敌我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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