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后,指挥员们陆续离去。秋成收拾笔记,正准备离开,却被一位工作人员轻声叫住:“秋成同志,请稍留一步,首长想和你单独谈谈。”
秋成微微一怔,点了点头。
其他人都离开了,窑洞里只剩下秋成和中央领导人。油灯的光芒在两人脸上跳跃。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时辰。窑洞外等候的工作人员只偶尔听到模糊的低语,听不清具体内容。
离去时首长握着秋成的手说:“一军团长要稳部队、十五军团长要稳陕北,那里需要一个能代表我们红军决心的定心丸,这个担子得由你来扛了。”
当秋成从窑洞走出时,天色已近黄昏。他脸上看不出太多表情,只是脚步似乎比平日沉了些。
从那天起,细心的人发现,秋成往来中央驻地的次数明显增多。他经常在中央参加会议、战略研讨,却很少再像以往那样,具体过问红八军团的日常训练和备战工作。
红八军团的指挥事务,逐渐由黄苏、邓萍等人承担。秋成似乎在慢慢“疏离”一线的直接指挥。
一九三六年一月,东征准备进入最后阶段。
中央的方案明确:先解决南北两路威胁。南面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方针是“争取、协商”,通过统战工作稳住张学良。北面则是井岳秀、高桂滋两部。高桂滋部之前吃过红军的亏,暂时不敢妄动;重点要打疼井岳秀部,扫除北顾之忧。
然而,就在红军即将出发前几日,一个意外消息传来:井岳秀在更衣时,随身配枪不慎落地走火,子弹击中要害,不治身亡。
北边最大的威胁,竟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解除了。
后顾之忧既除,东征再无羁绊。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中央正式签发《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铿锵有力:“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
遵照命令,各路东征部队迅速、隐蔽地向黄河岸边集结,紧张进行渡河前最后准备。
黄河涛声,已在耳边。
然而,就在全军上下摩拳擦掌、准备东渡黄河之际,红八军团却收到了一道与众不同的命令。
一月十八日,红八军团驻地,窑洞内。
秋成召集军团团级以上干部紧急会议。黄苏、邓萍、杨汉章、严凤才、孙永胜、刘干臣、蔡中、徐策、侯增、曾春鉴、谢有勋、余泽鸿、黄开湘……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齐聚一堂。
这些从赣南、黔北、川康一路血火走来的战将们,此刻脸上都写着兴奋与期待。东征在即,谁不想率部渡河,在山西战场再立新功?
秋成站在桌前,目光缓缓扫过每一张面孔。他没有立刻传达命令,而是先问了一个问题:
“同志们,都知道要东征了吧?”
“知道!”众人齐声回答,声音洪亮。
“都想渡过黄河,去打阎锡山?”
“想!”回答更响亮,有人已经按捺不住,跃跃欲试。
秋成点点头,脸上却没有什么兴奋之色。他沉默片刻,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
“中央下了东征命令,全军即将渡河。但是,”他顿了顿,声音平稳而清晰,“红八军团,有不一样的任务。”
窑洞里顿时一静。所有人都看向秋成,眼神里满是疑惑。
秋成展开文件,宣读:
“为加强华北抗战形势需要,体现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决心,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华北抗日联军,任命秋成为司令员。华北抗日联军将以精干部队为基础,深入察哈尔、热河地区,联合抗日志士,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他放下文件,看向众人:“也就是说,我不跟主力东征山西了。热河已失,华北危急。《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一签再签,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伪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形同虚设。日本人的刺刀,已经顶到平津的胸口了。大学生们走上了街。那里急需敢于和日军斗争的信心,我要带一支部队,去察哈尔、热河。”
窑洞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愣住了。
秋成继续道:“华北抗日联军刚刚组建,需要骨干力量。我从红八军团抽调一部分同志,随我北上。”
他竖起三根手指:“只要三千人。”
三千人?去打日本人?
短暂的沉默后,窑洞里“轰”一声炸开了。
“我去!”杨汉章第一个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军团长,我跟你去!打日本鬼子,我第一个报名!”
“还有我!”严凤才紧随其后,“打阎锡山有啥意思?要打就打倭寇!”
“我去!”
“算我一个!”
“我们都去!”
团长、政委们争先恐后,情绪激动。打日本鬼子,这是多少红军战士梦寐以求的事!比起打山西的军阀,打日本侵略者更热血、更光荣!
秋成看着眼前这群激动不已的战将,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但他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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