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后，指挥员们陆续离去。秋成收拾笔记，正准备离开，却被一位工作人员轻声叫住：“秋成同志，请稍留一步，首长想和你单独谈谈。”
秋成微微一怔，点了点头。
其他人都离开了，窑洞里只剩下秋成和中央领导人。油灯的光芒在两人脸上跳跃。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时辰。窑洞外等候的工作人员只偶尔听到模糊的低语，听不清具体内容。
离去时首长握着秋成的手说：“一军团长要稳部队、十五军团长要稳陕北，那里需要一个能代表我们红军决心的定心丸，这个担子得由你来扛了。”
当秋成从窑洞走出时，天色已近黄昏。他脸上看不出太多表情，只是脚步似乎比平日沉了些。
从那天起，细心的人发现，秋成往来中央驻地的次数明显增多。他经常在中央参加会议、战略研讨，却很少再像以往那样，具体过问红八军团的日常训练和备战工作。
红八军团的指挥事务，逐渐由黄苏、邓萍等人承担。秋成似乎在慢慢“疏离”一线的直接指挥。
一九三六年一月，东征准备进入最后阶段。
中央的方案明确：先解决南北两路威胁。南面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方针是“争取、协商”，通过统战工作稳住张学良。北面则是井岳秀、高桂滋两部。高桂滋部之前吃过红军的亏，暂时不敢妄动；重点要打疼井岳秀部，扫除北顾之忧。
然而，就在红军即将出发前几日，一个意外消息传来：井岳秀在更衣时，随身配枪不慎落地走火，子弹击中要害，不治身亡。
北边最大的威胁，竟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解除了。
后顾之忧既除，东征再无羁绊。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中央正式签发《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铿锵有力：“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
遵照命令，各路东征部队迅速、隐蔽地向黄河岸边集结，紧张进行渡河前最后准备。
黄河涛声，已在耳边。
然而，就在全军上下摩拳擦掌、准备东渡黄河之际，红八军团却收到了一道与众不同的命令。
一月十八日，红八军团驻地，窑洞内。
秋成召集军团团级以上干部紧急会议。黄苏、邓萍、杨汉章、严凤才、孙永胜、刘干臣、蔡中、徐策、侯增、曾春鉴、谢有勋、余泽鸿、黄开湘……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齐聚一堂。
这些从赣南、黔北、川康一路血火走来的战将们，此刻脸上都写着兴奋与期待。东征在即，谁不想率部渡河，在山西战场再立新功？
秋成站在桌前，目光缓缓扫过每一张面孔。他没有立刻传达命令，而是先问了一个问题：
“同志们，都知道要东征了吧？”
“知道！”众人齐声回答，声音洪亮。
“都想渡过黄河，去打阎锡山？”
“想！”回答更响亮，有人已经按捺不住，跃跃欲试。
秋成点点头，脸上却没有什么兴奋之色。他沉默片刻，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
“中央下了东征命令，全军即将渡河。但是，”他顿了顿，声音平稳而清晰，“红八军团，有不一样的任务。”
窑洞里顿时一静。所有人都看向秋成，眼神里满是疑惑。
秋成展开文件，宣读：
“为加强华北抗战形势需要，体现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决心，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华北抗日联军，任命秋成为司令员。华北抗日联军将以精干部队为基础，深入察哈尔、热河地区，联合抗日志士，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他放下文件，看向众人：“也就是说，我不跟主力东征山西了。热河已失，华北危急。《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一签再签，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伪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形同虚设。日本人的刺刀，已经顶到平津的胸口了。大学生们走上了街。那里急需敢于和日军斗争的信心，我要带一支部队，去察哈尔、热河。”
窑洞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愣住了。
秋成继续道：“华北抗日联军刚刚组建，需要骨干力量。我从红八军团抽调一部分同志，随我北上。”
他竖起三根手指：“只要三千人。”
三千人？去打日本人？
短暂的沉默后，窑洞里“轰”一声炸开了。
“我去！”杨汉章第一个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军团长，我跟你去！打日本鬼子，我第一个报名！”
“还有我！”严凤才紧随其后，“打阎锡山有啥意思？要打就打倭寇！”
“我去！”
“算我一个！”
“我们都去！”
团长、政委们争先恐后，情绪激动。打日本鬼子，这是多少红军战士梦寐以求的事！比起打山西的军阀，打日本侵略者更热血、更光荣！
秋成看着眼前这群激动不已的战将，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但他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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